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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下的少数民族权益的类型和内容。少数民族权益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少数民族权益进行分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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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具有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权益的界定应尽量科学化,民族区域自治法应集中规定少数民族各种权益,并综合运用好各种关键要素,以提供保障各少数民族权益的可靠途径。
论文关键词:自治法权益保障
试析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宪法明文规定用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保障各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具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它对依法保证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和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当今国际国内对少数民族或者少数人权益的保障,已经成为一个受普遍关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考察西方语境的“自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自己的”意思,也指管理自己私人事务的法定资格。若在汉语语境中考察,“自治”一词最早出自《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当毛玠负责“人事权”而专挑清廉者举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场上的奢华之风,因此太祖对此十分满意,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可见在这里的“自治”也含有自己治理自己的本义。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自治”一词最早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但意思相近。一般而言,“自治”方式多种多样,“民族自治”只是众多表现形式的一种。
在通常的论述中将“民族自治”等同于“民族区域自治”,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单从时间上看,“民族区域自治”出现还只是近百年的时间,相反就“民族自治”的思想与实践在我国历史上却早就存在。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实现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是国家的集中与统一,各自治机关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其基础是集中在一定的聚居区域。各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机关从而行使自治权,它的实质或核心价值是要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与管理本民族本地方内部事务的权利和利益(即权益,见下论述)。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的多维理解属性。
一是政治理念属性,早期我党的一种政治理念或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多次提出“民族自决权”。
二是法律文本的属性,主要指民族区域自治的确定为法制化的进程,1984年5月31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顺利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诞生。
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政治文明形态的属性,在现实面前,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质已经能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点。
少数民族权益有时又称作相应的权利、利益与人权等。少数民族同样是享有人权的主体之一。权利一般又称为法律权利,是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在权能与享受利益行为方面获得许可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包括民族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等。而利益产生并发展于需要,一般而言,权利与利益总是紧密相联,少数民族权利和少数民族利益都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如果二者联合在一起使用表示的权益,就指的是权利与利益的总称。少数民族权益实际上客观地包含着少数民族权利与少数民族利益的一致性。
我国目前广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属于主体部分,包括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种法规。
第二部分是法规和行政规章规范主要是为了具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但目前我国以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命令与决定和各部委的规章作为实施民族工作的法律问题还略为不够,应该尽快出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实施细则。
第三部分是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行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规定以及补充规定等等。我国各民族绝大多数自治地方基本都制定了自治条例,而且制定落实了大量的单行条例,另外还根据各自治地方的特殊实际,分类制定了一大批针对婚姻法与草原法等法律适当变通与补充规定。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中有关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规定涉及面较宽。总所周知,我国实行并推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宗旨是要“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作为扮演实施这一制度的基本法律的重要角色,民族区域自治法肯定会理所当然地要针对尊重与保障少数民族的诸多合法权益做出相应的规定与保障措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方面。
我国法律实务中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主要是指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依据和根据本民族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相当独立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内部事务的权力。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一方面是我国根据统一和自治的原则应该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权利,另一方面也是自治民族根据平等自治的原则应该享有的民族权利。就其实质,自治权并不意味着恩赐,也并不意味着特权,而只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和民主的权利。追本溯源,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是一种群体权利,表现在不仅是法律赋予自治民族的权利,还同时表现为赋予自治地方其他民族的相应的合法权益。
在实践中,有关自治权的构成与主要内容和使用范围等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划分方式。目前认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拥有着自治权可以概括为:立法权、培养干部权、变通执行权、语言文字权、公安权、经济权、外贸权、财政权、文化教育权与交流权等10个方面。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下的少数民族权益的类型和内容。少数民族权益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少数民族权益进行分类划分。如根据民族权益存在的空间范围来分类,可以具体划分为国际民族权益与国内民族权益、全国性民族权益与地区性民族权益等;如根据少数民族权益的享受主体,可以具体将少数民族权益划分为少数民族集体权益与少数民族个人权益、自治少数民族权益与非自治民族权益、聚居民族权益和散居民族权益、农业少数民族权益与畜牧少数民族权益等。
我国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基本内容,我国少数民族权益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一般而言,可划分为少数民族政治方面的权益,诸如:保障法律上的少数民族平等,少数民族人人平等,实现少数民族的独立自主等;少数民族经济方面的权益,诸如:自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享有国家帮助自身发展的权利等;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权益,诸如:发展各少数民族自己具有各自民族形式与特点的文化事业等;少数民族狭义的社会方面的权益,诸如: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体育美育等众多的社会事业等。
我国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运行机制。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同样需要通过系列的机制来实施和有效地运行,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机制。
一是法律保障的机制。经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己逐步形成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与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组成的保障体系。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具体的内容涉及少数民族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与社会保障等多项少数民族权益的赋予与保障。
二是司法保障的机制。司法保障在实际中具体表现在法律的具体运行与操作的整个过程和机制等方面,它具有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宪法文本的第134条与刑事诉讼法文本的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从宪法派生并在各程序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各少数民族公民具有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司法权利。
三是政策保障的机制。我国的系列少数民族政策,是为了调整民族关系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而采取的多种措施与规定的系列总和。少数民族的政策机制是最直接与最具体地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运作机制。四是行政保障的机制。我国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行政举措与行政手段来保障少数民族拥有的权益。我国通过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来进一步明确进行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主人翁的地位,从而为各项民族政策的施行自然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我国通过采取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配套管用的行政举措,从而促使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实惠等。
第一,少数民族自身因素是关键之一。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自身因素,在实践中表现为自治民族群体的素质、意识、思想观念与民族生活方式等,这确实是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内存动力与思想依据。少数民族自治机关的发展状况,一般包括自治机关的机构设置是否规范和科学,自治机关相关人员的年龄与知识等结构是否合理,自治机关的工作人员在素质能力方面是否符合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且自治机关是否能够高效合理地运行等等方面。通常意义上烦人少数民族权益,主要通过少数民族自治机关的有效运行来实现和实施的,因此,少数民族自治机关的状况,特别是自治少数民族的素质、意识与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都能够对少民族权益的保障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少数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是关键之二。
每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处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空间,因此必然要受到当地自然环境与自然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比如处在不同交通状况与不同自然环境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相关事宜,其所面临的权益问题肯定有很大的差异,少数民族的愿望与诉求肯定都是存在很大程度的不一样。
第三,少数民族周围的社会因素是关键之三。
一般而言的社会因素主要是指社会小的环境,具体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民族关系状况以及舆论信息环境等。假如某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很好,则意味着财政状况较优,也就相应地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实质性的支撑当然就很大。
第四,少数民族周遭的法制因素是关键之四。
各地区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相配套的法律是否完备,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活动中能否有效地运用有关权益的法律保障条款,必然直接影响到当地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实现程度。
第五,少数民族面临的国际因素是关键之五。
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受国际因素主要是指国际关系领域中利害关系影响很大,国际环境能够影响相应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有关言行和活动。西方一些国家往往打着民族与民主的旗号,歪曲的我国人权事业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人权事业的相关事例,并进一步无端地攻击与指责我国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政策,并在主观上抢占国际话语权进行攻击。
总之,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已经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各少数民族的自主与平等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托载体。在形势复杂的当下,要充分保护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必须全面科学地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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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曾经发生过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法律就是调节器、化解器,只有宽严相济,才能最大化的获得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析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相关方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宽严相济政策及其外在表现,分析了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现实意义及其制约瓶颈,并提出了在行政执法中以“结合说理执法,转变执法理念”、“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执法水平”、“总结办案经验,汇编典型案例”来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最后还就“把握三个环节”、“注重三个方面”来强调在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尺度把握。
论文关键词:行政执法宽严相济瓶颈尺度把握
论文正文:
试析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一贯实行的基本刑事政策,也是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必须坚持的策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当前,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但是,在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等行政执法中往往被忽略,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一)宽严相济政策源于刑事司法工作的需要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处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尤其应当注意严格与严厉。宽严相济的“济”,是指救济、协调、结合。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势,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二)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外在表现
行政违法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因此,在行政执法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政策,较之在刑事司法中也有所区别。
1.“宽”的主要表现
不以违法处理,本来作为违法处理的行为,根据规定,将其从违法范围中去除;不予处罚,行为已经违法,且应当被追究行政责任,但是根据规定,不予行政处罚;不予监禁,行为已经违法,并被依法决定劳动教养或者给予行政拘留处罚,根据规定,不需要到劳教所或拘留所执行,事实上,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降低处罚,行为已经违法,根据规定,基于某种要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严”的主要表现
对拒宽违法人员追罚,本来宽缓处理了,但是违法人员拒绝履行义务,将被重新追究行政责任;对严重违法情节加码,同样的违法行为,处罚时充分考虑情节的轻与重,情节严重的,从重处罚;对突出违法行为重处,根据社会现状,对一些社会反响强烈、负面影响较大的违法行为,适时修改规定,加大打击力度,这是动态的,在劳教适用范围和标准上表现极为明显。
宽严相济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曾经发生过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法律就是调节器、化解器,只有宽严相济,才能最大化的获得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政治目标,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而获得长治久安。数量上的差距,说明行政违法行为比犯罪行为更加“贴近群众”,公安机关在处理行政违法行为时,更加需要转变过去单一“从严”、“从重”观念,充分考虑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既对违法行为进行有力处罚,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最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是社会法治进程不断深化的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逐步提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执法监督中来。公安机关必须在行政执法中宽严相济,才能使违法人员“心服口服”,从而减少行政诉讼和复议数量,进一步树立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三)是公安机关正确履行打击违法犯罪职能的需要
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和处理违法的职能是相互交织的,存在相互衔接和相互统一的关系,刑事司法中宽严相济了,行政执法中没有宽严相济,可能会出现显失公平现象。如果行政执法中也宽严相济,这就使得公安机关在打击处理违法和犯罪时能够有一个统一标准作指导,更加有利于公安机关正确履行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能。
在当前的行政执法中,宽严相济存在模糊地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执法理念落后
少数民警轻视违法人员权利,传统的执法陋习没有摒除。只注重处罚,忽略了教育;只看到法律效果,忽视社会效果。
(二)经济利益驱使
当宽严相济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些执法办案单位往往选择维护经济利益。如办理涉赌、涉娼等行政案件时,即使违法人员系主动到案,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减轻处罚。然而,为了尽可能多的获取罚款,执法办案单位往往省回避主动到案的情节。
(三)追逐考核指标
绩效考评是指挥棒,战果是硬道理。一些执法办案单位为了完成指标,在自由裁量权内往往就高不就低。如对未遂的卖淫、嫖娼人员应当视为情节较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但是因为考核行政拘留涉娼人员数,执法办案单位往往都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
在行政执法中宽严相济的政策确立以后,要实实在在的贯彻执行,不使其虚置,笔者认为,作为执法者,公安民警的思想认识和个体素质至关重要。
(一)结合说理执法,转变执法理念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法治理念和国家立法都在不断向保障公民权利的方向发展,收容遣送制度的取消和《行政许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都体现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趋势。因此,在行政执法中,公安民警的执法理念必须适时转变,在严格处理违法行为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性化,更加尊重公民的权利,在具体执法中充分考虑各种从严和从宽的因素,切实做到宽严相济。
(二)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执法水平
行政执法比较繁杂,适用的行政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比较多,而宽严相济要求执法者必须灵活引用,熟悉法律、精通业务是基础。要通过开展大练兵、离岗轮训、网上学法等各种形式的培训,提升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同时,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选聘兼职法制员,完善执法审核考评机制,确保在行政执法中,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罚的严厉程度与行为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相适应。从程序和实体、执法过程和执法结果两个方面提高执法质量。
(三)总结办案经验,汇编典型案例
对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例进行搜集、总结、归类、汇编,建立典型案例库,以生动的案例来精确指导和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为民警在行政执法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时提供直观的参照标准,尽可能地避免出现认识上和执行中的偏差。
宽严相济是“宽”与“严”的对立统一。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窃罪等13个死刑罪名,反映了当前刑罚趋于宽缓的走向。行政处罚和劳动教养也必将逐步倾向于宽缓。作为指导原则,行政执法中的宽严相济,理所当然要遵从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一)把握三个环节
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始终坚持因案制宜的原则,从把握三个环节入手,加以贯彻执行。
1.行为定性环节
行政违法行为有着明确的构成认定和处罚标准,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具有相近性,而相近的两个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结果却不相同,甚至同种行政违法行为的不同情节,处罚结果也不相同。因此,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定性必须要准确,否则,容易对违法行为人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也会让宽严相济大打折扣。如,殴打他人、结伙殴打他人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处罚标准有着很大差别,稍有不慎,定性不准,处罚结果则明显不同。
2.法律适用环节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大量条款规定了两个档次的处罚,比如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于何为“情节较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宽严相济的政策,综合考虑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来选择适用不同的处罚档次,做到轻重有别,才符合宽严相济政策。
3.作出处罚决定环节
对于同一条款、同一档次的行政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对于寻衅滋事并且情节较重的违法嫌疑人,可以在十日至十五日之间选择拘留的期限,并且可以在一千元以下选择罚款数额,这个作出具体处罚决定的过程同样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
(二)注重三个方面
行政执法实践中,法定的宽严相济情形不容忽视,应当维护违法行为人的权利,确保执法的公正、公平。
1.法定情形应当“宽严相济”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十四条、十九条等,均作出了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规定,凡是具备法定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法定情形不明显的,在收集证实违法行为存在的证据时候,一并主动收集证实法定情形存在的证据。绝不能打马虎眼,更不能一味地为了打击处理而忽视行为人的权益。
2.严禁隐藏法定情形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五)项明确规定,对主动投案或者有立功表现的行为人,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但是,在办案实践中,公安机关出于种种原因,往往会人为地隐藏这两种情形。比如出于经济利益需要、打击处理指标考虑等等。有的违法人员系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是办案单位仍然将其当作传唤到案来办理,在查破经过中,仍然反映是公安机关传唤询问。有的违法人员检举、揭发了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被查实后,办案单位并未算其立功,仍然是“原汁原味”的处理。市局检查涉娼卷宗时,发现了分局有的办案单位存在没有减轻对主动投案违法人员的处罚的问题。
3.杜绝以偏概全
在某一时期对某一类行政违法行为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并不意味着一概不加区别地适用最重之处罚,对于某些违法人员,如果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的,在从重处罚的同时还要做到严中有宽,使其在接受惩处的同时能够积极改过自新。当前“涉车”违法行为相对高发,而且此类行为极易从违法转化为犯罪,危害性比较大,群众反应强烈。为此,省公安厅出台了《办理“涉车”违法犯罪案件指导意见》,加大打击“涉车”违法犯罪的力度。但是,这是特殊时期采取的非常办法,并非长此以往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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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族主义是指在当前中国面对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特殊发展阶段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上获得了意见渠道的新公民表达的集团化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势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网络民族主义探因。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网络民族主义难以界定。在英语中,与网络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有webnationalism、e-nationalism、onlinenationalism、nationalism on the net等[1]。但在中文里,网络民族主义最直白的解释无疑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毫无疑问,没有网络,也就无所谓网络民族主义。因此,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是产生网络民族主义的技术基础。
网络为民族主义的表达提供了新的途径。过去,民族主义的言论只能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介表达。然而,这些媒介的容量是有限的,相应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官方、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手中。普通民众很少有公开表达的机会,甚至也缺乏相应表达的技能。因此,过去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很难用“言论”表达,只能偶尔用“行动”表达,诸如游行示威等,而且这些激烈的行动只能出现在很少的、特殊的时期。互联网的发展扩展了民众的话语权,为他们提供了直接、廉价和方便的表达途径,从而使蕴藏在普通民众之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得以通过网络自主地表达出来。
互联网发掘了民众尤其是知识层和年轻人所蕴含的民族主义资源。相对而言,知识层和年轻人在使用互联网方面有比较优势,他们有条件上网,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求。并且他们还是社会中比较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多是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和先锋的。网络民族主义也是这样,知识层中的一些人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试图进行理论升华和系统化地论证。过去他们只能在学术圈子里讨论,或出版纸质书刊,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而现在知识层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主义的文章和论点可通过网络被广泛传播或争论。青年思维活跃,一般而言总是各种社会思潮积极的参与者、追随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从组成来看,学生和工薪阶层构成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人员主体。香港凤凰卫视的资深评论员杨锦麟甚至这样写道:新一代的“愤青”尤其是在学的“愤青”们,是目前网络民族主义的主要构成成分[2]。当然,网络民族主义不仅限于知识层和年轻人,参与到其中的网民千千万万,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网络是虚拟的空间,存在诸多的应用形式,网站、论坛、博客等都是民族主义发表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一些著名的主流网站成为网络发表和传播民族主义的主要阵地。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等就是网络发表和传播民族主义的重要平台。“强国论坛”等长期位居网站点击率排行榜的前列,在中文网络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民族主义为主旨的专门网站,有些网站已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网站能聚集较多的网民,形成浓烈的民族主义气氛。至于网民个人开设的博客等则是数不胜数,许多网民借此转载或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上这些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主义者的聚散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地,民族主义行动的协调地。
当今世界,那些至今仍处于分裂状况、尚未建立独立国家或附属于其他国家且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的民族,都比较热衷在网络上宣扬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最集中和具体的体现就是名目繁多的网站[3]。例如,打开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网页,除了看到所谓的“库尔德斯坦”地图外,有一段话非常醒目:“印欧先民的后裔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毗邻的山地丘陵中已生活了数百年,这个地区就是‘库尔德斯坦’。现实中,库尔德人被世人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他们生活在异族的土地上,不得不屈从外界压力而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他们被要求学习土耳其语、伊朗语或阿拉伯语,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我。这种带有鲜明民族危机感的告白在其他民族主义网站上也随处可见。除库尔德人外,亚美尼亚、马其顿、威尔士、苏格兰、巴勒斯坦、阿尔巴尼亚、爱尔兰、法国的布里多尼和科西嘉、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和巴斯克、俄罗斯的车臣等,所有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都纷纷开设了网站。当然,网络民族主义不仅存在于非独立民族中,在独立国家和大国及大民族中也同样盛行。
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还型塑了网络民族主义特点。传统上,人们的政治参与都是具有一定组织性的,无论是正式组织或是非正式组织。然而,网络是非中心、无组织的,个体网民日益成为网络行为的主体。网络上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也不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非组织性。网络传播中还普遍使用匿名制,还存在一些特有的规律现象。网络上最有影响的声音一般不是最理性、最客观的声音,往往是哪些言辞最激烈、最极端的声音。这些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具有激进和情绪化的倾向。如网上乱扣“汉奸”帽子的谩骂、诉诸战争武力的煽动等,屡见不鲜。而在传统的媒介如报纸和电视上,出现这些极端的言论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民族主义所带有的自发性、情绪化等特征都可以从技术方面追溯到源头。
如果说网络民族主义的有无来自于现实基础,那么网络民族主义的强弱则受到政策取向的影响。
网络民族主义与国家的战略意识形态取向有关。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但是中国社会极其复杂故不能仅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求社会上所有的人。特别是在对外事务中,过于强调这些意识形态有时并不合适。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爱国主义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爱国主义本来就包括了民族主义。的确,民族主义是最富有情感魅力的天然政治资源,时效性最持久、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民族主义是一种能够化解国内社会矛盾,增强民族凝聚力,并产生一定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中国通过宣扬爱国主义而规范并引导着国人的行为取向,增强着国民民族身份的认同。特别是20世纪末期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抵抗力,而这些大背景无疑有利于孕育中国民众的网络民族主义。
网络民族主义与有关规范言论表达的政策尺度有关。中国依照法律和政策对各种言论进行规范,其中包括了互联网上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如果出现与现行规章相抵触的言论,就会被网站或有关方面删去或制止。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言论一般针对外部势力,相对而言敏感性弱一些,也较能受到网站的默许而存在。比如具有较强民族主义的“强国论坛”就属于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所办的网站。有的学者指出,总的看来中国网上表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6]。因此,在后者受到应有约束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言论就在网上显得突出了。一些网民也迎合了这种政策尺度,因而在民族主义方面大胆放言。另外,由于网络的国际性,国外许多人包括海外华人在网络上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们的言论更不受政府的约束,而内外交汇在一起则形成了中文网络的民族主义浪潮。
中国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孕育了网络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历史和现实的压力以及屈辱感常弥漫在国人的心头,如同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反抗西方列强和号召民众的重要思想武器。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今天,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民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中国的历史教育主要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民族主义在新的时代总能获得它的新生,总是能赢得最广大的民心。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沉淀于心理深层的民族复兴情结,从而在心里方面构成了现今网络民族主义的深层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左右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强弱。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快改革开放,需要向西方学习经济、技术,国际环境也相对较好,在这种形势下,民族主义的市场受到限制。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全盘西化论调以及崇洋媚外的现象。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大形势和中国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国际上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淡化之后,各国的民族主义却愈演愈烈。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开端,在亚非欧结合部的中东欧、巴尔干、中东、北非洲形成了一条民族矛盾的地震带,并逐步向西欧、北美、东亚、南亚等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和扩展,并波及全球。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施压。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开放之后,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纠葛也不可避免地增多。在此情况下,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转浓,并且通过相对放任的互联网表达出来是不足为奇的。当然,现今经济全球化正在向纵深发展,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还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因此理性地处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大势所趋。就总体和长远而言,偏激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会越来越失去市场,网络民族主义不会出现越来越强的前景。
[1] 王军. 试析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2):22-29.
[2] 杨锦麟. 民族主义:壮怀何种激烈?[J]. 南风窗,2003(20):14-15.
[3] 向洋. 网络民族主义:并不虚拟[J]. 世界知识,2005(4):61-63.
[4] 王晋燕. 美国网络愤青看中国崛起[J]. 环球, 2005(18):52-55.
[5] 沈惠平. 海外学者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J]. 贵州民族研究,2007(4):14-19.
[6] 闵大洪. 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EB/OL].[200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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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政策;后者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论文:成就与挑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中国56个民族长期共存且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比汉族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逐步制定了一整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体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民族平等政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天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了相同的内容。现在实施的1982年制定的《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压迫”。为保证各民族一律平等落到实处,有关法律和政策又具体规定每个民族不分大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全体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
(二)民族团结政策。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专门法令,废止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和匾联等。其后颁布的《宪法》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类似论述。
(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政治制度。早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4年颁布实施并于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法律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一制度既充分保证了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集中统一,又充分保证了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最佳政治制度。
(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策。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系列政策中,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目标,而民族区域自治则是实现上述原则和目标的基本制度保障。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大政策又包含以下一系列具体政策。
1.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鉴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乡工作条例》,也对此作了政策和法律上的相关规定。
2.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为此,全国和有关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在民族地区推行民族语文教学、民族语文出版和民族语言广播,并用民族语文执行公务等。
3.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类似规定。为了保证这些法律的贯彻落实,《刑法》还规定,对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4.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侵犯他人合法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制裁。
为推动各民族尽快走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国家还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资源开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民族干部的培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特殊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例如云南省,从建国到1997年,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就达144项,其中,仅财政优惠政策和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就有下列多项(参见表1和表2)。
表1少数民族地区财政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 起止时间
(年)
1国家对云南专设直接过渡经费 1956~1964
2国家设置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 1955至今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预备费高于一
3般地区 1964至今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另加百分之五的
4机动金 1964至今
5国家规定对边疆干部生活实行补贴 建国初期
6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超收分成收
入留用 1964~1985
7国家对云南给予自治区财政体制照顾 1964~1994
8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设置补助专款 1972~1975
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的补助数额每年递增
9百分之十1980~1988
10 云南省对民族地区实行一次性财政补贴1986至今
11 国家设立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1977至今
12 国家设立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0至今
13 国家对贫困地区棉布提价实行补贴1983~1985
云南省地方经济发展基金对民族地区投
14 放借款优先1986至今
在这一整套民族政策体系的作用下,中国政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仍以云南为例:
表2民族地区贸易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 起止时间
1 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价格补贴 1950~1970
2 国家允许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 1951~1983
3 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资金拔补 1952~1983
4 国家对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减免税 1991~1994
国家对民贸茶叶生产加工定点企业信贷
5 贴息 1991至今
国家对边境小额贸易实行“自找货源、
6 自找销路、自行谈判、自行平衡、自负 1984~1995
盈亏”的优惠政策
7 国家对边境贸易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1991~1995
8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外汇补助 1991~1995
9 国家对12大类162个品种的边贸进口商品1992~1995
免税及减税
10国家对云南中缅边境小额贸易货物的税
收给予优惠1994至今
(资料来源:根据《民族工作》1997年第6、7、8期刊载的《云南民族地区特殊政策演变情况综述》一文提供的资料整理列表而成)
在政治方面,云南自建国后已先后建立了8个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和197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70%。民族自治地方的州长、县长均由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乡的乡长亦由建立民族乡的民族的公民担任。1999年底,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已有26.7万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25.6%。
在经济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二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9年,云南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达561.71亿元,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三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49元。
在社会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科技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已基本建立寄宿半寄宿制学校、民族中小学、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民族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相互衔接的完备的教育体系。1999年全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少数民族在校生达232.15万人,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34.35%。8个自治州和29个自治县都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和科学技术协会,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有近14万人,各种实用科技得到了有效推广。
在民族文化方面,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全省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6种语言,14个少数民族使用22种文字,有1000多所学校进行民汉双语文教学。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受到尊重与保护,到1996年5月,全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__和天主教等五大宗教活动场所共有4789所(处),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需要。民族医药、民族艺术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总之,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一整套民族政策以及这套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地区50多年的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区域分工、固定资产投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等方面,受到计划的束缚和制约,民族地区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但是国家又依靠中央权威,动用政府行政和计划手段,制定了一系列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中国加入WTO后,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与世界全面接轨,这就解除了对民族地区加速发展的体制束缚;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加入WTO,也给以往靠中央权威,动用政府行政和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带来了挑战和困难,从另外一个方面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从长远看,这种挑战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许多民族优惠政策特别是经济优惠政策自行中止或功能减弱。
据统计分析,建国以来中央和云南省政府制定的144项民族特殊优惠政策,到1995年,能继续执行的只有50%左右,另外50%的优惠政策已经停止或难以执行,而在继续执行的政策的功能也大大减弱了。[1]特别是其中的经济政策,自行中止执行的更多。如前文表1、表2所列的24项优惠政策,至今仍在继续执行的只有9项。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用行政和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以著名的“民族贸易三照顾”政策为例,所谓“民贸三照顾”政策,就是国家按照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2](P167)的原则,允许经营民族贸易的国营企业经营“赔钱”的买卖,而国家对这类企业则在自有资金、利润留成和价格补贴等3个方面予以照顾,即民贸企业自有资金的80%由国家划拨,其余20%向银行贷款;民贸企业经营获得的利润,全部留用或比一般企业留用比例高;民贸企业对收购边疆民族地区的农副土特产品可实行最低保护价,对供应边疆民族地区的外来工业品实行最高限价,由此而形成的亏损由国家补贴。
这一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功效,保证了最边远、最偏僻的山区民族都能出售土特产品,也能吃上盐巴、茶叶,点上煤油灯。但这一政策与市场经济规律却是冲突的。其原因主要有自有资金和利润留成照顾实际上是把民族地区贸易系统中的民贸企业与专业公司,以及民贸企业中享受照顾的国营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个体商贩置于不平等的竞争位置上,因而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价格补贴中对工业品的最高限价和对农副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则不符合市场经济根据供求关系自由定价的原则等等。由于这些优惠政策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在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继续贯彻落实,如在1985年5月24日,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商业部《关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若干问题的报告》规定:对民贸三照顾的县(旗)的商业(含供销社)企业,继续实行减税、免税;对少数主要工业品和农牧土特产品继续实行价格补贴;对自有流动资金不足的尽可能给予照顾;对民族贸易企业继续给予低息贷款[3](P383)等等。然而事实上自1983年以后,这一政策便因难以贯彻而自行中止。
(二)保护与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难以落实。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花园,云南则是全球仅存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为了将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大家庭需要做好的三件工作。即要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2](P162)这里,邓小平把保护、发展和提高民族文化放到了与民族平等、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后中国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都对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作了专门规定,云南省还于2000年颁布实施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转型,驱动着各民族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一些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逐渐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出现了盲目摹仿其它生活方式的倾向,致使民族服饰、语言、传统民居、歌舞艺术、礼仪习俗以及生态文化等,都出现了流失加剧的危机。在奔现代化的急切心情驱使下,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青年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在对外来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认同矛盾之间,很多人选择了前者,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危机。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就有可能使少数民族经数千年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在20~30年或更长一段时期内大部消失。面对这两个危机,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因过于笼统,实际上很难有效发挥遏制民族文化流失的实际作用。
应该说,中国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从总体上讲,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正确的,只是其中的许多具体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可行性大大降低了。而一些与市场经济规律有冲突的具体政策,则应明令取消而代之以新的政策。针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和中国加入WTO后民族政策落实和民族自身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既不能重走老路完全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也不能放任不管,“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自由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水平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灭亡的道路。”[2](P162)可行的办法是把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倡导与企业和农户家庭的独立自主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相适应,又有利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新的具体政策体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和艰巨的工作,需要进行多学科、多部门的联合攻关才能完成。针对前文分析的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这里提出两点初步的政策建议。
第一,民族经济发展政策建议。就区域政策而言,总的要求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实现计划与市场优势互补,国家既要放手让民族地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解放生产力,又要适当利用计划手段来继续帮助和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
就产业政策而言,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而有所差异。初步设想可大体划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对能源、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和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仍应坚持计划调节和国家扶持为主,为民族地区创造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二是对民族地区生产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应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计划手段主要起宏观指导作用,如信息和市场指导等,但对某些关系重大的产品应建立储备制度并制定最低保护价;三是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完全放开让市场自由调节。
二是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建议。与民族经济政策的具体和详尽相比,中国政府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政策就显得过于笼统和简单了。因此,如果说民族经济政策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是体制转轨后诸多具体政策自行中止和失效的话,那么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则是缺乏具有强制规定性的具体政策。
所以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国家要像制定民族经济政策一样,制定一系列具有强制规定性的具体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在这方面,云南省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在全国率先专门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立了法,全国人大会也应抓紧制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这样,就能把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提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加以强制执行。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的第二个建议,就是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果说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和WTO规则下政府对经济发展更多地只是发挥市场调控作用的话,那在同样的背景下,在民族传统文化加速流失的危机面前,政府恰恰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在政府强有力的倡导、支持和保护下,才能唤醒全社会保护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才能扭转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颓势,也才能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1]云南民族地区特殊政策演变情况综述[J].民族工作,1997(8).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郭大烈,董建中主编.中华民族知识通览[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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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社会已不像古希腊的雅典城邦那样小国寡民,有实行直接民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等客观条件。因此,现代社会更多、更主要的是实行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由选民通过选举程序把权力授予自己利益和意志的代理人,由他们代理自己行使权力,而选举民主正是代议民主在现代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政策论文范文: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余英时认为,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张和不安。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一对双胞胎。民主或民权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末叶已传到中国。最早宣扬这一价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又主张改革的知识人,像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初到欧洲,亲见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之后,几乎都异口同声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并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与尚不成熟的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民主主义,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当然,由于梁启超思想的博杂与多变,论及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源头时,也必然会谈到他。
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在中国谱系中的老大哥。民族民主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在民族与民主问题上的两大觉悟。但这种觉悟只是初步的觉悟,一遇到挫折很容易陷入新的迷茫。因此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又要大声疾呼“伦理的觉悟”。
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经过五十年的进化,有了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九,46~47页)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扩大的)个人中心主义(家族主义)和(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天下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观念比较淡漠。因此,鲜卑人、蒙古人、满族人来管“中国”(中原)汉族人的事,后者也不是特别在乎。梁启超根据上个世纪之交流行的一种单线进化论,认为中国当下必须强调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根据欧洲学者的国家理论,将过去、现在、将来划分为六个时代。过去是从家族主义时代到酋长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包括神权帝国和非神权帝国),现在是从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未来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用孟子的语言来概括国家思想的变迁,帝国主义时代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民族主义时代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是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8~22页)
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近代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没有民主主义的勃兴,民族主义就缺乏道义上的合法性。他曾批评中国人缺乏“公德”,但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人同样缺乏“公德”。在“私天下”、“家天下”的“帝国主义时代”,人们不会萌发爱国主义之类的公德心,只有在公共领域向平民敞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时代”,爱国主义才具有真正的感召力。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贯通的和相互包容的,因而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认为中国“救亡的局势……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37、33页)此说在1980年代曾好评如潮,在随后的十年中则受到许多的批评。笔者以为,这一理论还是有值得发掘的闪光点的。
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内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国是典型的“内生型”民主化,法国民主化以“内生型”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民主化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后期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围攻,救亡的局势使其日益激进化。中国的民主化要求则主要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内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启蒙”,是哲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众和各种社群对自身权益的不懈追求。“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救亡”,其主导者试图通过引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险境,进而赶超先进国家。
“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是从基本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宪政,而是从“实际功用”和“进化规律”的角度来阐释它们。
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充分表现了这种“五分钟热情”,他们甚至连一部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丧失了对宪政主义的信仰。
欧洲人追求自由和民主,可以凭借由来已久的自然法思想传统;严复、梁启超以来的中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由于缺乏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只好引进最时髦的“进化律”。这很容易成为用强权代替正义,用国家自由压制个人自由的借口。正是依据“进化律”,梁启超才认为用“社稷为贵,民次之”的民族帝国主义取代“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晚年孙中山更是说:“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3页)
在呼吁“伦理的觉悟”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把“人权说”列在“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之首位,并提出了“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36、172页)在他之前,已经有谭嗣同鼓吹“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太炎“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观点,但是,“人权说”在中国思想界只是一股潺潺细流,到五四以后,便被恣肆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唯物主义掩盖了。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表明,如果没有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浸润,民族民主主义(或者二民主义、三民主义),很容易演变为民族专制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在梁启超之后,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是中国青年党人。从《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再到中国青年党,这一派人自己举的旗帜是国家主义,但与我们所说的民族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占据海峡两岸中国的历史正统,国人尤其是大陆的民众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早在余英时发表前引言论之前七十年,胡适便在一篇日记中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将民族主义视为1923年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基调之一。(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33~50页)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发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
世界主义包括左右两翼。胡适、陈序经倡导“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主张融入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右翼。瞿秋白、王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积极推行“苏维埃化”,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左翼。但是历史表明,在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义都比不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感召力。
我们把民族主义分为左中右三个分支:民族共产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民族传统主义。陈独秀、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前者断然拒绝在中东路事件中表态支持苏联红军入侵东北,后者软磨硬抗,拒不执行斯大林要求八路军加强对日作战以减缓日军对苏联边境威胁的指令,均是出于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
戴季陶、蒋介石是民族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孙中山挽联中称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从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诠释成一种传统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面作战,称它们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1943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10页)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此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中国青年党》,10~11页)但是,他们主张“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他们不主张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也不主张只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而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就不必说了。蒋介石在1924年2月17日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蒋介石言论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197~200页;转引自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改组派人士在1929年2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表示:“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强战线,奋斗到底。”(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7、136页)
鼓吹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5~88页)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中国青年党》,100~102页)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页)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中国青年党》,102页)
1926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中国青年党》,102页)
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璜指出,“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中国青年党》,40页)
亲善主义与反帝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转引自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35页)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442~447页)在国共两党看来,亲善或曰联合(主要是联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之手段”。
国家主义者则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中国青年党》,115页)国家主义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中国青年党》,96页)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坛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亲俄(后来是亲苏)、亲日、亲德、亲英美的势力,其另外的一面则是鼓吹反日、反英美、反苏以及反帝。国家主义者则反对依赖任何外力,投靠任何外强;同时反对主动对外树敌,更反对“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们主张自强不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冲突,以利于应付对本国威胁最大的外来侵略势力。
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始终徘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一会儿搞亲苏“一边倒”,一会儿孤家寡人地“打倒帝(美英日澳及北约各国等)修(苏联及华约各国、古巴等)反(印度、印尼及东南亚各国等)”,在全世界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同志,一会儿又搞联美“一条线”。这种颠三倒四的外交方针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复杂形势,有效运用国际资源,发展自身国力,在“外竞”中取得最佳成绩。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终于得到发扬光大。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很少有合拍的地方。戴季陶曾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天仇:《无道国》,1911年2月2日《天报》)又说:“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国家主义主张“内联”,实行以“全民政治”为目的的“全民革命”、“政治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内竞”,实行以“消灭资产阶级”为目的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主义主张“外竞”,集中全力于发展“自家的力量”,自强不息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社会主义主张“外联”,“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集“内竞”、“外竞”于一身的“新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主义并不“新”,也就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金融家),反犹主义得逞后再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妄图在全欧范围内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皇道主义)对内鼓吹“底层的革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财阀政权”,“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纯正日本主义”、“绝对主义”和“全能政治”,对外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圆其“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的美梦。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2·26兵变”的策划者北一辉就同时鼓吹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攘外必先安内”,“内竞”(内斗、内战、对内镇压)压倒“外竞”,“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这是新老“民族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
民族情感是人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的一种情感。只要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有政客和政党利用人们的民族情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于被压迫的民族来说,朴素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某种积极的政治作用,一旦民族主义成为强权者的工具,就会变成邪恶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而在当代,政治民族主义必须具有或多或少的民主主义色彩,才能成为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社会主义政党是左翼政党,自由主义政党是右翼政党,那么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极右翼(或激进右翼)政党。但是,把现在的极右翼政党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并不是很恰当的。欧洲舆论界认为,这些政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够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周荣耀:《极右翼势力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可以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只是一小撮从事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小团体和个人。
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程度不同的强国家(强政府)主义是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特征。但是,与历史上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比,当代极右翼政党的排外主义有以下的不同点。
第一,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极右翼政党将自己视为现实受害者的代表,所谓现实受害者,是指欧洲社会上比率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大军,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贫困、犯罪威胁的普通群众。极右翼政党认为,加害于他们的,是伴随各种犯罪一起来到欧洲的2000万外籍移民。于是,针对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张,就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特别是在本土的弱势群体中。据统计,法国国民阵线勒庞的选票,40%来自失业人员,30%来自工人,有不少法国共产党的传统选民将选票改投给了勒庞。(《欧洲向右转?》,《经济观察报》,2002年5月13日消息)极右翼政党的现实政治诉求是严守国门,防止外籍移民拥入,而不是对外扩张和侵略。
第二,以民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以选举方式争取执政。极右翼政党并不以成立独裁专制政权为目标,也不借助于“冲锋队”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更没有“啤酒馆政变”之类的冒险主义举动。
第三,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比较温和与有限的目标。现在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并不鼓励法制外的群众性排外行动,例如当年德国希特勒政权煽动的“碎玻璃之夜”,或者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前煽动的针对华人特别是华人妇女的暴行。他们主张未来要加强对偷渡行为的防范和严格对合法移民的审批,而不是驱逐已有的外籍移民。他们要求严厉整治一部分移民中的犯罪行为,不放任极少数人挑战东道国宪政传统的举动(如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女学生带头巾上学,挑战法国政教分离的传统),而不是对所有的移民实行歧视政策。
总而言之,鼓吹民族主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当代世界民主政党的一分子,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者极权主义政党。
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势头异常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开始出现一些民主主义的色彩。这可以王小东作为一个代表。
王小东先是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分为两个思想阵营,一派是民主主义者,或曰人权主义者;一派是民族主义者,或曰族权主义者;二者是针锋相对的。后来,他又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某种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这正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功能性、工具性的民主观。
在2000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在2002年7月20日的香山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中,王小东表达得更加清楚了: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当然讲民族衰亡总是几百年——可能就没了。我说的这种“没”不光是像有些人说的文化没了,而是连人种都存不下来多少。我这人是很自私、狭隘的,我对这种前景感到难受。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把我们的种留下来,把文化中的好东西留下来,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留下来,而不仅仅是由外国人把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残简断片作为文物,作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留下来。要想这样,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
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地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如果这样,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就真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王小东从“保国”、“保种”、“保教”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入手,呼唤国人学习西方的军事效能、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甚至更早的王韬、郭嵩焘、薛福成时代。对于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经历过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两次启蒙运动和“伦理觉悟”的中国思想界来说,这种初级阶段的民族民主主义再次浮出水面,究竟是九十年代的一种思想进步,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种思想退步的表现呢?
无论是西方的民族民主主义还是东方的民族民主主义,在当今的“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都是一种落伍的思想。它们都体现出一种狭隘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恐惧症(欧洲极右翼是恐惧国内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库尔德人等夺我工作,灭我传统,最终在人口上占据多数;王小东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是恐惧美国、日本等国外的强敌“亡我之心不死”,整个民族和文化“可能就没了”)。
现在有人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基层民主、社区民主,或者只能实行“党内民主”、“精英民主”,可以把这些主张都归入“有限民主论”的范畴。王小东向往民族共同体范围内的中国(而非汉族)民主,而对人类共同体范围内的全球民主嗤之以鼻,也可以算是一种“有限民主论”。
笔者认为,建立全球民主制度,将是一个艰巨和漫长的历史任务,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但是,首先要确立普世民主价值观和世界公民的意识。王小东则止步于“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而没有意愿进一步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王小东不是像有些“新儒家”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基于文化的理由反对普世价值观和全球民主,他是基于利益的理由。民主必然蕴含着平等,全球民主则蕴含着全球平等。在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上实现全球平等,世界的资源就会枯竭。“捅破”了“争夺自然资源”、“争夺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就必须抛弃马克思“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照顾“第三世界”小兄弟的理想主义情结,一心一意地追求本国的民主、平等和富庶,因为诺亚方舟承载不了六七十亿上帝的子民。中国人如果不想和别人一起过平等而贫穷的生活,就要通过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使中国早日成为“强国”、“富国”。“生存空间的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显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里,笔者不准备从理论上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只想用二十世纪下半叶(从1950年到1992年)的事实来说话。就人均gdp而言,12个西欧国家共计增长3.4倍,4个西方衍生国(美、加、澳、新)增长2.3倍,11个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增长4.5倍(如果统计到2000年,亚洲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应当比西方国家高出更多)。就人口而言,16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共计增长1.5倍,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增长3.5倍。作为以上两个因数综合的结果,16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的gdp增长4.1倍,11个亚洲主要国家增长10.2倍。(参见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146~148页表e-1、e-2、e-3计算)
另一个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从亚洲国家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人口多达上千万,他们的gdp是被统计到后者中的。虽然迄今为止,亚洲人还没有西方白种人的“拳头硬”,但他们的人口数量、生活质量和所占据“生存空间”的比重都大大地增加和提升了。人们看不出全球化带来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人类和平的趋势有任何的削弱,相反,中国和印度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只会进一步证明全球化的好处。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特权者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全球民主和全球治理肯定是利多弊少,因此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争取而不是像欧洲极右翼那样避之惟恐不及。王小东曾有力地驳斥过美国“硬塞给我们民主制”的论调,他也应当明白,美国更不会“硬塞给我们”一个全球民主。民主——不论是一国民主还是全球民主,从来都是“负责人的公民”(为大家)和弱势群体(为自己)争取的结果。
有限民主论、一国民主论的进一步演绎就是强权民主论、强国民主论。一方面,实行内部民主制有利于实现强国梦,进而对外实行强权和霸权;另一方面,只有实行军备竞赛、对外扩张,才能为实行内部民主制“保驾护航”。
王小东揭示了“民主奴隶制”的“秘密”:“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实行民主制则使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有利于对奴隶种族的集团镇压。“现在有很多人说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软弱,我觉得这是站不住脚的:罗马和美国的例子都是对此最为明确的反驳。”“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但我们的祖先不想奴役其他民族,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民主制。王小东反对“弘扬”祖宗传下来的“主和哲学”和“阉者文化”。中国人“真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张文木把强权民主论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海权民主论。他写道:“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的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对外战争,一条路通向对内战争,既然两条路上都有风险,想来多数中国人宁肯要前者而不是后者。张文木认为:“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战。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
“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中国必须“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参见王思睿:《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与张文木先生商榷》,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于是形成了以下的逻辑链条: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主政治,没有海外经济(市场和资源)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海上军事力量(和海权)就没有海外经济;因此,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海军、“强力打散”环岛锁链,就不可能真正赢得并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王小东说:“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人类过去数千年以来,数万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在这里,他完全否定了人类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强权即公理”与“天赋人权”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理念,前者是不负责任的强者的蛮横逻辑,后者是不甘堕落的弱者(及其同情者)的正义吁求。“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软权力,当中国身为弱者时,自我放弃这种软权力是愚蠢之举;“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对他人是一种攻击口实,对自己则是一种精神鸦片,当中国从弱者向强者转化之际,要切忌“强权民主论”、“海权民主论”之类具有致幻乃至致命危险的毒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多读一点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史将会是特别有教益的。例如盛邦和最近发表的《浮出水面的北一辉——有关“底层”主义的历史分析》就很值得一读。
笔者历来认为:大众不拒绝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义便是依托于大众自发的强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义者过于洁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与民族主义联姻,便很容易成为一种远离民众的“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吸取胡适等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既要坚守自由主义的学理并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进行“启蒙”,更要做一个正视民间苦难、勇于挑战国内外不公正状况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王思睿:《人权与国权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同异论》,《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我们主张的是“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参见喻希来:《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谓“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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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提出,并且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理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走向成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仅是一种文艺主张,更是一种政治理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下简称《讲话》)在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讲话》过后,文艺界开始了全面文艺整风运动,纠正了当时文艺界的不良之风,将文学创作者与人民大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实践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十分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改变中国革命历史的时期。1935年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起至1848年3月23日止,一共13年的时间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集聚在延安,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对中国的文艺理论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为党员同志和广大人民提供了文艺方面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借鉴,也为中国革命文艺确立了指导思想、指明了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正是由于延安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
首先,抗战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当时的共产党不仅面对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也面临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陷入了极其艰苦的时期。毛泽东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 然而,团结群众就必须要对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将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看不明白也听不懂那些有深度、有丰富思想内容的文艺作品,也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发动他们参与到革命中。所以,当时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将马克思主义通过一种通俗化的群众式语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方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抗战文艺活动的展开,使共产党发现了一个有效的传播途径――以贴近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次,消除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需要。在中共的感召下,大量的文学艺术家都汇聚到延安,他们在推动延安文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时的国内文艺界充斥着多种文艺思想,这些思想的存在造成了文艺战线局面的混乱,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影响和冲击很大。很多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都不了解革命形势和根据地的生活,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同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抱有极大的幻想。大搞关门主义创作,只注重文艺方面的提高,轻视和忽视文艺的普及,认为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根据地社会生活黑暗面,反对将文艺用于政治歌功颂德。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存在,使得延安文艺运动陷入了窘境当中,怎样打破这种不利的局面,是当时延安文艺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
最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说:“在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统一战线同时也是艺术的指导方面。” 即在抗战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注重武的统一战线以外,也要重视文的统一战线。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因为观点的差异形成了两个主要的阵营――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另外还存在着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虽说这四个山头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平时的工作中它们也在暗中较劲,互相之间不团结,没有拧成一股绳,各自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最后导致矛盾激化,到了争吵谩骂讽刺的地步,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正是考虑了当时中国革命实践发展、消除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建立文艺统一战线的需要,才会提出和形成毛泽东文艺思想。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文艺与人民的理论思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没有目的、不讲功利、不为任何人服务的文艺,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区别只在于:是为了剥削者服务还是为劳动者服务、是为了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马克思曾经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福利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 这里所说的运动,无疑也包括着文艺运动。毛泽东根据文艺的阶级性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原理把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革命文艺的根本性质和方向给以明确的阐述。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它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有过很多言论,毛泽东更加明确的指出一切文化和文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首先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文学创作,其次,不同的人要有区别的对待,“对待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坚决打倒他们,对待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他们的抗战有成绩,我们要赞扬,抗战不积极,我们要批评;对待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我们要赞扬。” 最后,毛泽东指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他在列宁提出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基础上,结合当时抗战的需要更加明确的将人民大众分为四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第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要求文艺创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创作,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理论思想。马克思认为,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决定,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文艺,政治与阶级斗争也是紧密相连的。恩格斯曾对文艺理论家梅林的文艺要脱离政治的观点提出批评:“如果真的要脱离政治,那是荒谬的;他这么做,只能为当权者和资产阶级帮忙。”这些言论都表明文艺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要提出“文艺为物产积极革命事业服务”的号召。毛泽东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做了定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在提出了上述观点之后,1942年,在标志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的《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做了全面的论述。党所指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文艺方向,都必须要体现群众的需要,不能以满足少数政治家的需要为目的。对于文艺的主要斗争方法,就是文艺批评,毛泽东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文艺标准。对于这两个标准的关系而言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关于文艺与生活的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现之前,对于文艺的源泉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明确的将文艺归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文艺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些都将文艺的本源问题置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科学轨道之上。毛泽东用唯物主义反映论对文艺反映社会生活进行了专门考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文艺与生活的反映与被放映的关系,文艺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社会生活。文艺创作者想要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走进生活,走进群众,到唯一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生活。
三、延安时期的文艺实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党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文艺方向,确定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使之前文艺界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也为文艺工作着解开了创作为谁的迷惑。《讲话》不久后各个文化单位随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文艺整风运动,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到前方,到农村,成为群众的一份子”的号召,纷纷下乡,深入军队,田头地间。丁玲以边区合作社劳模田保霖为原型,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知道后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之后,又出现了柯蓝的《抗日英雄杨铁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犁的《荷花淀》等反映农村题材的众多优秀作品。
《讲话》过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党的文化理论对陕北民间艺术也进行了改造。在秧歌方面,以前的传统秧歌剧目多以表演小剧目为主,内容多以男女情爱、生活情趣为主,含有较多封建因素在里面。在服饰装扮上也比较复杂,要穿固定的演出服装,那固定的演出道具,这些都为平时秧歌的观赏和表演造成了一些困难。《讲话》之后,党中央提出改造旧秧歌的号召,熟悉旧秧歌的专业艺术家,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整理秧歌传统剧目,出现了《保卫和平》、《赵富贵自新》、《一朵红花》、《喂鸡》、《送军粮》等新秧歌剧。这些新剧都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斗争,歌颂了抗日救亡过程中出现的英雄模范事迹。除了对剧目上的变化之外,在服饰上也更加简单,就地取材,配上几件生活便装即可,道具也取消了固定模式,更多是仿照显示生活用品进行制作。
延安时期的这些文艺实践,促进了文艺为时代服务,知识分子们到田间地头去参加劳动,接受教育,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生活,填平了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使得他们能够打成一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3]毛泽东文艺论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
[4]毛泽东文艺论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7.
[6]毛泽东文艺论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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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文艺论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2.
[9]毛泽东文艺论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3.
[10]黄安科.延安文学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41.
[摘 要]: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和宣传却极为慎重。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还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等。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和宣传却极为慎重。
一、我的思想(马列)自觉还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
在党内,最早宣传毛泽东的是邓拓。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3年7月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称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经过延安整风后,党内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党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也日益增多。但是,毛泽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仍然比较冷静。1943年毛泽东50岁,党内外许多同志要给毛泽东祝寿并宣传毛泽东思想。1943年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何克全)就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制定了详细计划。4月22日毛泽东复信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二、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
最早提“毛泽东主义”的是国民党的叶青,他攻击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当时党内一些理论工作者进行了反驳,指出,“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在当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是同时使用的。中共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为毛泽东思想作了经典的解释,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经成了全党的共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有的地方又开始使用“毛泽东主义”。1948年8月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要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号召同学们“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这种说法是否妥当,请主席和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致电吴玉章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你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三、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与马恩列斯的关系如何?毛泽东认为二者不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主干与枝叶、先生与学生的关系。早在1944年,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中收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后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了这一点。1952年9月,毛泽东在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批语中写道,“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王明的提法,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达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吧。”在解释为什么不要把马恩列斯毛并列,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起来提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一些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说法就很好。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陪客的,而是做先生,我们是学生。”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干”,而我们只是“枝叶”,两者是不能并列的。“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四、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还是全党集体的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两方面都曾经论及,而从整体上仍然视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对此,毛泽东就曾经多次表示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如果同志们要把这种思想找一个人的名字作代表,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这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中国革命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的结晶,是很多同志的正确思想集合而成的。”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他又说,“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一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五、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
当中央准备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毛泽东说那都是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64年,毛泽东又说,现在学习这些东西(指毛泽东选集)我很惭愧,都是些古董了。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力不够。““””时期,林彪选编并大量出版《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深为忧虑地指出,“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谦虚的口气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基辛格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六、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
有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第三个里程碑”,但毛泽东即使在““””时也反对在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中,向外国和外国友人宣传毛泽东思想。1968年,毛泽东在一个拟援越飞机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后来他又批示道,“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再次指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摘 要: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物,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创建繁荣的祖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对象、树立正确价值观、掀起群众路线”等思路。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近代思想改造 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论,然而,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强调通过对外在的人的灵魂教化达到内在的精神升华,进而达到主观伦理意志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在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1认识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针对不同的人群毛泽东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性和战略性:(1)对于剥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强迫性的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改造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强迫地主参加劳动,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身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其剥削阶级立场,使其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一员。(2)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要成功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尽管在后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左”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先进的想法。(3)对领导干部的改造则主要从反腐败展开。1951年的“三反”斗争,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都是围绕反腐败这一主题展开的,也是对领导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实践。后期的““””运动尽管也是一种体制外的解决干部问题的实践,但由于“_”的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证明了解决干部问题仅仅靠思想改造而没有制度辅佐是难以顺利实现的。(4)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对农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认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来消除农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泽东针对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国,然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灭的,因此,建国之初整个新中国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改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当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改造的目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自私自利,强调官本位,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官本位则是官僚主义的“老爷”作风,这些都违背了毛泽东“公平”“公正”的价值观。针对这些残留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处于什么岗位上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谋取私利。在当时也树立了诸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榜样。只有具备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人们重视,在近现代思想改造过程中也一直被奉为圭臬。
1.3以群众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推动方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众运动。在思想改造中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广大群众带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对各阶层人民产生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为了强化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泽东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融入到群众运动之中。借助毛泽东的“四大”,群众一方面通过批判、批斗等形式帮助改造对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过对别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众运动推动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国期初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转变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靠群众的批判、批斗运动往往会造成混淆政策标准、颠倒是非、伤害人心、践踏民权的后果,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思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整个新中国的
进步和繁荣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一个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其科学性,从灵魂深处对其认可。
2.2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时候要坚持认识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其思想的重要历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具体结论过时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进性。
2.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任何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学会传承,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3.结语
毛泽东思想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在,毛泽东思想始终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延续并发展。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VOL 7:87.
[2]张述元,刘斌.思想改造——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有益探索.理论前沿,2007,(10).
[3]方健,尚金州.从毛泽东思想内涵认识的嬗变过程看我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辽宁警专学报,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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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民族创新精神也有一定的联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创新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00年6月5日,江泽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
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毛泽东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毛泽东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其次,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来看,创新是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理论时突出强调的原则。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最先触及到中国革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29年底,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情,“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强调要创新。经过30年代初与王明“左”左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意识更加明确。1938年10月,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正是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后,从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都体现了创新精神。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毛泽东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也不怕遭排挤打击,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策略等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结论、中国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观点、关于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体领导民主革命责任的见解、关于农民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关于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建设构想、关于创造条件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建国后如何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毛泽东立足于创新的结果,它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三、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饮食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多层面的组成部分。而贯穿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三个方面确实透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然而,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绝不可忽略创新精神的地位。从相互关系分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表现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相关联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对立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拘泥于书本现成结论;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凭固定经验办事。两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却有着不思创造,死守陈规的共同特点,因而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的,
同样也是与创新精神相矛盾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实事求是,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寻求新答案,创新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的涵义决定了凡事都不能囿于旧的规范,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不以事实为依据,脱离实际的创新不是创新。毛泽东倡导创新思想,非常重视它与实事求是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创新与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都有着内在关系。
群众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优良传统。而要坚持群众路线,也有一个发扬创新精神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也总是日益增长新的要求,因此,坚持群众路线自然不能离开创新。第二,创新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是人民群众。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本身就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同样闪现着其创新精神。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就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人民群众。1927年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有些人吓坏了,而毛泽东却以赞赏的眼光,对农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与责怪或谩骂农民运动的人相反,毛泽东将许多农民的举动都看作群众的创造,一一列举而拍手称快。在以后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人民群众寻找智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的互相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立即给予赞扬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军事作战的战术,不少也是在总结群众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往往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再由党推广普及并取得成效的。毛泽东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毛泽东那里也是其本人创新思想的表现。
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思想中,既是一种对外的政策原则,更是一种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涵义就是不信邪、不怕压、不盲目迷信、不依靠拐杖,走自己的路。这样一层基本涵义的后面显然直接就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独立自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看,独立自主问题面临着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
第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转换直接受俄国的影响,俄国模式的示范作用非常大,这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带来很大的难度。
第二,较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党很难放开手脚行使独立决策的权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被中国人认同以后,容易被教条主义地当作圣经而古板恪守,加重党的思想束缚。这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中国革命能不能,或者说应该不应该走自己的路。
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说明了不思创造,按常规思维办事,用现成结论和既定模式搞中国革命的现象,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毛泽东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到独立自主重要性的代表。1930年他就初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党内已经浒的教条主义而讲的。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讲独立自主问题主要是两个重点。一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帝国主义;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地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两个重点突出的都是创新。
第一个重点,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个重点,毛泽东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他特别强调必须发扬创新精神。毛泽东在总结我国50年代的历史经验时,一方面肯定了成绩,另一方面也坦率地承认党在经济建设方面,“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他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照抄苏联“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独立自主与创新是融合在一起的。不去创新,独立自主就无从谈起;缺乏独立自主,也就不可能去创新。
由此看来,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体现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毛泽东思想中包括多个方面。本文认为,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表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又一个主要方面。
摘 要:创新精神作为贯穿毛泽东思想的一条主线,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前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体现了强烈的开拓和创新精神。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毛泽东思想中活的灵魂。文中针对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指导意义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创新精神;革命胜利;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及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即使在今天一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需要我们更深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进行研究,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涵盖了诸多实践领域,同时贯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其思想理论具有独创性,进一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将其在中国更好的进行运用。在毛泽东思想中体现也非常明显的创新精神,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倾向,是创造性人格的动力因素。创新精神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种成分共同构成,不仅包括对事物内在规律进行探求的精神,同时还包括奋斗拼搏献身事业的精神。可以说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创新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过程中所需要具备的心理特征。在毛泽东思想中,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新新思想新事物,这就是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指引我们更好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在毛泽东思想中坚持创新精神,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基本原理符合,而且直接关系到对待革命的科学态度。在毛泽东思想中,其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需要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科学对待革命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在创新问题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还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将思想块垒面的创新精神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效的进行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不断创新中为党的发展和建设探寻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创新精神也是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党员只有充分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才能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作为真正的革命者,需要在不断创新过程中寻求发展,针对各不同革命时期情况来高速自身的集训,从而更好的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论指导
当前我们不断的努力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认识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飞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取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也开创振兴中华的事业。从历史实践来看,当时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却在新式上进行了创新,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条件下取得成功,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这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精神。其为我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而且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为我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的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当前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从而更好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继续前进。
三、结束语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 离开创新, 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 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 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 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 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 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 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 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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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深入学习和研究它,对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
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根红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点。综观毛泽东的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还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实行全民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即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的片面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正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毛泽东深信,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因此,也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归宿。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因此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内外一切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居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不仅是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他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用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时就提出,只有把从生产劳动到柴米油盐和小孩上学这些小事做好,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的呼吸相通的。在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必须考虑到当时当地群众的物质利益、意见要求和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就希望所有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他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立场坚定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1959年3月17日,针对违背客观规律、脱离群众、刮“共产风”的错误,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向人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最主要的特征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向人民学习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来自人民群众,力量来自人民群众,智慧来自人民群众,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要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向人民群众学习。他说: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考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所以,向人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最主要的特征。实践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发 展;什么时候背离了群众,党的工作就遭受挫折和损失。
针对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倾向,毛泽东指出,铲除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经常教导全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防止把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变为猫鼠关系。1957年3月。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的群众观点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减少的倾向,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四、充分发扬民主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怎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依然考虑的是依靠人民。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充分发扬民主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没有民主,群众不敢讲话,就不可能真正听到群众中的各种意见。没有民主。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党内长期存在家长制作风和中国社会缺乏民主传统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任务,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在中共七大和其他一些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领导机关集中的过程,同样需要民主,需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反对个人专断,反对一个人说了算,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避免片面性、主观性。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这些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执政党的新要求和理论的新探索,也是毛泽东民本思想在执政党建设实践中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群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根红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赋予了毛泽东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思想来源,深入学习和研究它,对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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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摘 要: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凝聚功能。民族文化经过长久的发展,衍生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不仅成为凝聚全民族的核心,而且对全民族成员都起到根本的价值指向作用。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最终接班人和民族复兴的承担者,他们的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其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从民族精神的内涵、价值,以及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现实意义入手,通过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现状进行分析,论证了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紧迫性。
关键词: 民族精神培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民族精神作为凝聚一个民族的力量,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教育永恒的话题。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进行创新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不仅有利于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研究的内容,拓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丰富和发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一情形的出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是必然趋势。在这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念涌进了国门,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冲击着每个大学生的思想。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强势,以及其价值观传播方式的强大,近年来显得格外突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影视剧和其他文化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我国文化的侵蚀和排挤作用正慢慢显现出来,体现西方国家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以各种形式充斥着我国的文化市场。
(二)社会不良社会思潮的干扰
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应该是具有高透明度的法制经济,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近年来的腐败问题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此同时,社会的言论更加开放,信息的获取方式与传播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便利化,这使得各种价值观念,各种人生观传播的范围更广,其中不乏亚文化和不健康、消极的价值观。青年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各类型的社会事件,会产生许多困惑,甚至面临人生中的重大抉择,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来对他们进行引导,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三)网络技术的消极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网络成为了各种文化快速交流、传播的新途径。网络速度快、信息新、获取方式便捷,这些特点使网络成为了大学生了解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大学生通过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便可以感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享受更加新颖、特别的娱乐方式,可以说网络为大学生扩宽视野,增强自我学习能力提供一个好的渠道。但是,我们不能对网络缺乏监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先进的网络技术和雄厚的经济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渗透宣传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美化他们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抨击发展中国家,甚至利用网络发表言论,干涉他国内政,从各方面来对我国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渗透。
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基本思路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离不开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发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要以他们的发展规律为立足点,高校不仅要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知识传授、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教育,而且要加强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要坚持可持续原则,吸收以往方式方法的同时,以当代时代为研究背景,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按规律办事是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指导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这一原则也应该成为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指导原则。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事物的接受程度与接收习惯等规律,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方式。
(二)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在民族精神培育体系中的比重
1.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离不开加强大学生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因为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发展史上之所以出现民族的概念,都是因为产生了民族文化,这是民族形成和产生的重要条件。增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学校可以定期开展民族文化相关的展览、邀请民族文化专业人士开讲座,甚至增设相关选修课程,传授国学知识,提高大学生对国学的兴趣和认知程度。
2.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增强国家文化认同感。
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两者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而民族文化则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演变,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民俗、建筑、传统技艺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当代中国,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与当今的改革创新精神不谋而合,其中我们熟知的诚信、修身、自强等先辈提倡的品德,在现代同样被人们所需要和推崇。
3.以中华民族精神为灵魂,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创新。
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对于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培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说,民族精神属思想意识中的文化范畴。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弘扬、成长密不可分。创新传统文化不但深入推进民族精神的更新,而且能够创造出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不断发展民族精神的内容和体系。与此同时,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也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更新。因此,我们在德育工作中,要坚持以文化创新促民族精神发展,以弘扬民族精神促传统文化创新。
(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高校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一定要抓住课堂教学这个阵地,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争取发挥出课堂最大的作用,增加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同时,高校还可以增设与民族精神相关的选修课,开设介绍民族传统技艺、传统建筑、传统习俗的课程,以学分的形式吸引学生选修。用这种方式,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四)构建民族精神培育的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高校民族精神培育制度建设。
在高校开展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将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分配到部门,使各部门清楚各自职责,避免互相推诿的局面出现。形成良好的分工制度,各部门紧密配合,积极着手民族精神培育工作,将民族精神培育放在合理的位置,并且将其重要地位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保证民族精神培育的效率和质量。
2.加强民族精神培育机制建设。
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需要各方面齐抓共管,这就离不开机制建设。只有完善的机制才会有更高效、更高质量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机制建设包括奖励、鼓励竞争、评选机制等方面。提供奖励,鼓励竞争从而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会有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出现,会有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和民族精神相关的活动中来。评选机制在本质上也是竞争,但评选机制更加制度化,更加标准,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找出适当的方法解决,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更加高效、有序地进行。
3.加强民族精神教师队伍建设。
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高校教师是先锋力量和主力军,因此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自我充电,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大视野,提高教学水平,重新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尊敬。同时,学校还应该改善教师待遇,让教师没有后顾之忧,得到应有的物质报酬和社会地位,为民族精神培育工作做好队伍建设。
4.与时俱进编写教材和普及读本。
当前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现在使用的教材和读本落后于现实情况,已经不能适应大学生的需求。当出现新的外来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教材和读本很难以最快的速度来对此进行必要的解析和判断,这就有可能使接触这些外来文化的大学生发生思想上的困惑时,不能及时地得到解答。适应时代的教材应该是能完整概括国情、历史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面临外来事物冲击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迷失方向。普及读本应比教材更新速度更快,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中,能更快速地起到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的德育工作者,随时关注大学生的视野焦点,及时有效地编写出相应的读本。这样必然会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存生,孙文营.“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综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
[2]韩震.论民族精神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理论月刊,2007,(1).
[3]李晓燕.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的重要使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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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先银.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思想教育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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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了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书。通过本书的学习,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积极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具体教育活动探讨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创新教学。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教学 创新
(一)学生缺乏学习兴趣、主动性不高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诚信危机、政治信仰危机。部分学生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一些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意识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他们把就业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专业课、外语、计算机水平的提高上,考取各种岗位证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也是特别积极,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出勤率低、上课迟到、早退现象严重,要通过将考勤与成绩挂钩才能维持。课堂上学生注意不集中,有些学生用手机上网、做其他课的作业、看杂志小说,认真做笔记以及听课的学生反而成了少数。
在与学生课下的交谈了解中发现,学生大多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用处不大,只是为了考试顺利通过而学习。求知者没有求知的兴趣和主动性,教育者只能被动的进行灌输式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了捆绑式教育。教育学反复证明:兴趣和爱好是受教育者最深厚的内在的求知动力,只有学生感兴趣的,教育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效果不明显,关键就在这里。
(二)学生差异性较大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作为一门必修课,所有高校、所有专业都要开设,但由于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以来,学生的文化基础、专业、年龄等都有很大差异。本科类院校和专科院校或高职类院校的生源不同,理科类院校和文科院校生源也不同,他们的文化基础有差异,就会造成本科院校、文科院校的学生学习兴趣较浓、学习自觉性较高;而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及理科院校的学生则积极性不高。
不同专业的学生对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态度也不同,学习文科的学生较喜爱这门课程,认为它与其他专业课有联系;学习理科的学生从高中二年级起已经不学政治课了,他们习惯了套用公式、演算等学习方式,对大学中突然增加的一门文科类课程很不习惯,也缺乏积极性。大学生在年龄上也存在很大的跨度,有普高毕业生、职高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的预科班五年制学生,从15-20岁左右学生都要接受相同的一门课,他们的理解力自然就不同。学生知识层次高的能够很好理解就愿意学习,相反则会产生厌学情绪。
(三)教学方法单一
一些教师仍然采用简单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老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缺少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平台。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丝毫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难以产生共鸣。也有的教师虽然采用了现代化教学手段,但只是粉笔和黑板的替代品,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这就造成了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忙学生的状况。而且,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专科及高职院校生源较复杂以及学生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的现状,如果采用简单生硬的理论灌输,学生在难以理解时往往不易接受甚至产生抵触。如果能做到因材施教,联系实际,在尊重学生认识水平的同时,通过案例教学,深入浅出,给予学生理解和悟出的过程,然后在适宜的时候给出价值判断,效果就会截然不同。
(四)理论与实践联系不紧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施方案确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4门必修课之一。根据中宣部、教育部《意见》的要求,编写工作组在编写工作中确定的指导思想是:
1、全面、准确地把握和落实中央关于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基本要求;
2、突出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更好地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着重从正面剖析问题,讲清道理,切中要害,努力做到以理服人,充分发挥的力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培养学生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能力。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灌输不及不符合此门学科的目的和作用,也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甚至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必须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了解学生的思想活动和学生关注的实际问题,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五)教学时效性不强
从根本上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不是让学生简单地背诵现成的原理和结论,而是培养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道德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自己的行动,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更侧重于知识、观点的灌输,容易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部分学生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的重要性就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搞考前突击,简单地背诵原理和结论,在今后的生活中所学的知识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需要广大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让书本中的知识成为指引他们的行动指南。
(六)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传统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采取教师主动讲,学生被动听,师生互动就是通过简单的提问或是背诵,学生与学生间的互动几乎没有,学生在上完课后又把知识还给了老师。要使学生学会、会学,受到“入心”、“入脑”的良好教学效果,必须培养其自主学习的精神,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成为课堂的组织者。同时改变传统的单向注入式教学,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相结合的双向互动教学。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课堂活跃起来;激发学生的探求精神,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目的。
(一)实践性和现实性很强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从它们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来看,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很强。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此课的教学效果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如果采取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社会服务等传统方式进行理论联系实际,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不易经常开展,而且如果许多学生一起参与,教学效果也未必明显。
因此,找到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常使用的、教学效果较好的方法就成为教学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案例教学法的引入无疑为理论联系实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例如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创新的伟大成果,与当代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息息相关。邓小平理论通俗易懂,简单的话语中蕴涵深刻的道理,且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正因为对国情有了正确的认识,才制定出了合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飞速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讲授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如果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必然使学生感到其实《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理论离自己并不遥远,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教学效果切实提高。
(二)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
如“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步骤,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配合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的指引下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等。
这些理论都有着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是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其实践性、实用性、生动性就会被埋没,又走回传统马克思主义教学中枯燥、空洞、呆板的老路。由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具备的这些特点,我认为进行案例教学的探索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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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资源条件,对未来较长时期内农业经济发展的全局所进行的根本性谋划和决策,是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针、政策、重点、步骤和措施的概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从农村革命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毕生都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关注着农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后,重点比较了他们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农村发展战略 思想 逻辑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发展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能否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重大的全局性问题之一。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改革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农业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模式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其中,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关于机械化问题,党内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离不开工业化,农村只有配备机器、农药、化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提高生产的效率,才能引导农民由小生产者向社会主化大生产过渡。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1)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个的农民不具有购买机械的能力;(2)机械化并不是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先进行农业合作化。他举例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明机器生产之前,是通过工场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以此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这场争论,究竟是先机械化还是农业合作化,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毛泽东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把农业机械化当作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好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与此同时,提出了粮食是农业这一基础的基础,并且把粮食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解放之前,因为战争、灾荒,到处饿殍遍野;建国之初,因为粮食短缺,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为了保证百姓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这样产生了。随着粮食的年年丰收,一些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毛泽东提醒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而正式提出“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尽管是在“大跃进”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是“全面发展”、“按比例发展”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将“以粮为纲”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农村未来的平均主义情结
在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中其实对农村未来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绝对的平均。面对农民的忍饥挨饿,毛泽东会眼含泪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当粮食吃;面对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反映出毛泽东既希望农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来,搞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平均,这其实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一)“不管黄猫黑猫,那种方法有利于农业,就用那一种方法”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农村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的好。不管黄猫黑猫,哪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应用于实践,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要以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为出发点,至于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首先看的是实际效果,其次看农民意愿,采取试的原则,试验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应强求一样。此时的“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思想,也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到80年代被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志。
(二)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农村发展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对农业第一个飞跃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概括,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邓小平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分散经营的不足,家庭承包后还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他在深入总结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第一个飞跃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关于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第二次飞跃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
(三)“致富不是罪过”,先富带动后富
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历来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在农村中显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要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但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有日益拉大的趋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对此,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就注意到了,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让发达地区和先富者多缴利税、技术转让、鼓励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
邓小平说过,“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贡献都是相当大的。虽然他们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正如前面两章所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分别从属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当我们对毛邓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时,我们既要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看不见这种继承关系,就会否定或忽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超越,就会低估甚至抹杀邓小平独特的贡献和创造。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农村发展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是有一定难度的;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一方面,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到来,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当时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而邓小平是有一定经验可循的,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制定农村战略政策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所有成功与失败。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政策时就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吸收成功的经验。虽然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农村发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着坎坷。
(二)个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差异
1、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时期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我国当时所处的阶段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明确指出“三步走”战略理论,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两步走”有一定的区别,去掉了其中不现实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
2、对农民阶级性的理解差异
农民的阶级性问题历来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广大农民虽然仍然是小生产者,但他们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农民的对于集体化道路的热情问题,毛泽东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直接可以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农民过早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抹杀掉了。而邓小平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应该过早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的。这种对农民阶级性或积极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们在农村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不一致,后来农村中发展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充分证明农民还有单干的积极性。
3、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发动“大跃进”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唯生产关系论”。这种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关注角度的不同,影响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也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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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政策;后者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等。 从内容来看,有政策原则和政策措施之分。民族政策原则一般是指在民族工作的全局中必须遵循的大政方针,新中国实行的民族政策维护了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和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的民族政策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毛泽东的民族政策观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以及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下形成的。反对大汉族主义是毛泽东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它巩固了多民族的团结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形。
关键词:毛泽东;民族政策;根源;核心;意义
作者简介:刘斌,任教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江北高级中学。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经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体中,推行怎样的民族政策是为政者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和现实任务。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形成了其民族的政策的基本核心——反对大汉族主义。本文试就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民族政策问题谈点体会,以共商榷。
毛泽东的民族政策观,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它的产生、形成既有历史的、现实的根源,也有来自外部的因素。
熟史、通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虽有过分离、斗争甚至兵戎相见。但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加强相互的交往,由分离走向融合,最终形成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大家庭——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秦汉隋唐的大融合,掀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几次大发展。相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割据分裂,破坏了政治的统一,延缓了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的历史进步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近代中国,满清的腐朽统治,被洋枪洋炮轰裂,中国社会进入屈辱血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哀期,外来民族同整个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反帝斗争证明,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起都是中国历史的主人,它们都渴望团结、统一、和平,它们既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又具有打破宁静的潜能,作为善于鉴史的毛泽东,他的民族政策观自然贯通历史的姻缘。“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的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
三民主义的极大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民族主义”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民族政策观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有两个方面之含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华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正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中山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已的军队。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该尊重”。
革命和建设需要正确的民族政策作指导。从九一八事件到七七事变,日本的侵略由局部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子孙,有的是刚毅、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他们以满腔的仇恨共同起来投入到轰轰烈烈地抗日救亡运动中。“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动员蒙民、回民及其它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制的原则下,共同抗日。”现实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放弃一切内部斗争一致对外,毛泽东同志立足现实,提出建立抗日战线的策略。团结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在内的抗日力量,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 新中国诞生,面对战争的创伤和国内外敌对势力,尤其是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是当务之急,几千年封建传统经济观念的破除,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齐行动。
在建设中,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建设的主力军,都肩负着时代的重任。“我们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族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
苏联民族问题的教训,是毛泽东民族政策观形成的外部因素。苏联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各民族的分布很集中,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本来很复杂。然而苏联在其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俄罗斯族的大民族主义的影响,导致了国内民族问题激化,并引起国内民族的反抗斗争,这是现实的教训,使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正确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我们要诚心诚意的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在继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他的民族政策内容的核心——反对大汉族主义。“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对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止……这是大汉族主义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还多次提到并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在1953年的“批判大汉族主义”中,他说:“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很多党员和干部都存在着严重的大汉族思想……”
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指出:“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的不是重点。”另外,毛泽东民族政策中,也表现出民族自治的合理因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毛泽东也曾有过论述。“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巩固了多民族团结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毛泽东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是解决汉族同少数民族问题,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基准,维护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巩固和促进了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结构体系。民族自治及一些具体的文教经济措施,有利于发挥各少数民族的特色及优势,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在其群众路线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团结了全国各民族抗日力量,赢得抗战的伟大胜利。新中国诞生,搞社会主义也离不开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新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脱胎于毛泽东的统战“母体”,是对其发展壮大。
奠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形。新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对毛泽东民族政策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以反对大汉族为核心,主张民族自治,在我国现阶段的民族政策中体现出来,奠定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雏形。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二、三、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
[2]向敏功.关于实现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认识和思考[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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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备课程之一,我们学生应该予以正确的态度好好学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的毛概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和延安整风运动中,一直把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到战略的高度看待,他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P10941939年,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科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并指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2]P69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揭示了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本质,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培养人才的政治要求。
毛泽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典范。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为革命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毛泽东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洗涤了无数学子心灵上的污泥浊水,化解了无数学子思想上的疙瘩,大大激发了抗战热情。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毛泽东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教学工作中,一直主张教学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理论和实际统一”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并批评党内有人“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在讲课前,先把提纲发给学员。讲课时,他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形象具体,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例如,毛泽东讲《矛盾论》,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P302这个论点,举了因为有了合适的温度鸡蛋可以变为小鸡,但是有了合适的温度,石头也不能变成小鸡的生动例子。毛泽东讲《实践论》,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3]P287,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一个人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毛泽东通过这些生动的例证,让听课的新老学员甚至后勤人员都明白了这些哲学原理。
为了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毛泽东在每次讲课前,总是先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他在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先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然后认真准备讲稿,一直忙到深夜。讲课时,毛泽东运用大量案例,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很多学员一时想不通。毛泽东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角度,用“毛驴上山”的生动故事教育学员。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防着它,这就要既联合又斗争。毛泽东的话很有说服力,使学员深刻理解了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不但课讲得好,而且善于做学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学员汇报自己的思想问题的信。毛泽东在百忙中亲自给学员回信,勉励他努力学习政治、学习军事,为抗战胜利作贡献。这封信很快就在学员中传开了,很多看过信的学员都深受鼓舞。针对一些从敌占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对抗大的疑虑,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来到延安找共产党,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你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延安,这就是最好的考试。别看抗大没有楼房、书本、教授,但是我们学的是革命的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学了就要用。我们这个大学理想很大,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呀!”[4]毛泽东还鼓励大家,不要小看这山沟里的土窑洞,土窑洞里出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话,像春风雨露一样滋润着学员的心灵。
二、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
毛泽东特别注意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毛泽东从1937年4月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课总时间超过一百个小时,重点讲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讲课中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每次讲课,他先解决上次课留下的问题,再导入本次课要讲的问题,最后详细阐述本次课的问题。在讲授《实践论》时,毛泽东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提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并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3]P296 在讲课中他广泛组织学员讨论,听取学员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再把意见集中起来,结合历次反“围剿”的战例加以概括、充实。1938年,毛泽东针对有的同志讲课中只照本宣科地讲大家已读过的内容时说“教书,讲义上写得多的少讲,写得少的多讲”,而且要培养学员分析和批判的学习态度,独立钻研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组织纪律性,以及集体主义精神。
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 ,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5]P568文中提到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徐特立同志曾指出:“苏维埃的教育,是要扫除那种读书同生产脱离的寄生虫式的教育制度的残余,而使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联系起来。”[6]P19很显然,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党培养广大青年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
党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提倡有计划地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宣传革命理论、组织群众运动;要求学生参加军事训练、土地改革、生产劳动等革命活动。例如延安时期,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号召,延安大学的学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实践活动,实现了学校物资供应的半自给。陕北公学积极组织学员走出校园,走进农村、地方政府,开展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还鼓励学员参加其他抗日救亡工作。鲁迅艺术学院深入农村和部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创作出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许多反映群众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
抗大师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把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抗大开始创建的时候,教学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师资力量也很缺乏。在修建教室的劳动中,全校师生两个星期就挖了一百多孔新窑洞,大大改善了抗大的校舍条件,师生还建成了一条长达三千多米的“抗大公路“。在最艰苦的时候,学员还自己制作了学习文具,用木棒做蘸水笔,熏烟做墨,桦树皮做纸。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在修建窑洞的过程中,有些刚到延安的青年学生说: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啊?毛泽东得知了这个情况后对这些青年学生说:打窑洞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你们知识分子是读书人,长期脱离劳动,不会打窑洞怎么会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呢?打窑洞是接近劳动人民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劳动人民隔开的墙。为了帮助一些青年学生克服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说:有人看不起工农,这是不对的。工农是最伟大不过的。比如上海有掏大粪的工人,别看上海那么“香气”,如果离开了他们,上海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4]。毛泽东通过这个故事形象地阐明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道理。
在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思想的感召下,抗大经常组织学员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学习和锻炼,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积累群众斗争经验。他们或是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袭击敌人,或是帮助地方坚壁清野,参加群众减租减息斗争。学员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复杂斗争中,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立场,迅速成长起来。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成为他们最好的课堂。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使广大学员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通过生产劳动和革命斗争,让广大青年学员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状况及革命发展趋势的认识,以及对马列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得到了加深,增强了广大学员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他们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
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力量。为了保证抗大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质高,又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到抗大当老师,还从来自部队的师团级学员中挑选了一批人员留校任教。当时全军部队和机关也很缺乏干部,抗大要从部队、机关选调优秀干部,或者将部队、机关来的学员留校任教,遇到了很大阻力。抗大选调教员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学校教员的思想状况,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部分抗大教员不安心教学工作,要求上抗战前线。毛泽东亲自到抗大给全体教员做思想工作,他从抗战及未来革命发展前途的需要出发,认真地教导大家。他说:“你们想一想,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教学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会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都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上的决心。”[4]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话给抗大的教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1938年10月,抗大政治教育科长杨兰史不幸病逝,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题写挽联,号召大家下定决心,做一辈子教员。毛泽东不仅关心教员的思想问题,还十分关心教员的生活问题。他自己穿着打补丁的旧军装,却指示有关部门给教员做新军装。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他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并亲自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一方面使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他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培养了学员的注意力、思维力和理解力,充分发挥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学员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使学员从自己熟悉的事物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掌握知识。他采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做法,使学员在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改进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内涵、理论渊源以及当代价值的探析等方面,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方法论谈谈笔者的拙见,望能引发思考。
一、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根本内容
马克思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先进文化的主要来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群众路线方法。
首先,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界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P.708-709)其中,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不管是封建阶级的文化,还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是为了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以更好地服务统治阶级。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的文化明确区分开来。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3](P.708)可见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脱离人民群众而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最后,毛泽东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式。毛泽东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但也是最深刻、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4](P.860)因此,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具体来说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记录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收集整理后,再将其与自己的作品有机结合起来,便于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发展先进文化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听群众所言,想群众所想,才能创造出既适应群众需要又能提高群众素质的文化作品。
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哲学含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P.801)实事求是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从世界观看,世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从方法论看,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的”含义:一是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二是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认清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大批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来到根据地,他们中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或多或少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对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毛泽东认清这一情况后,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将文艺工作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创造出真正为大众所需的文化。其次,毛泽东为了保证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毛泽东一贯主张践行的方法。早在“五四”运动前期,毛泽东就倡导对国情的研究。究其一生,毛泽东始终都在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没有调查研究,就无法知道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文化,也就无法创造出为人民所需的文学艺术,也就无法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最后,毛泽东坚持“扬弃”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要求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纵向看,是正确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横向看是正确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始终坚持着“扬弃”的分析方法,批判“全盘西化”论和“文化复古主义”两个错误的观念。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强调:“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踢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表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6](P.707-708)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外来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7](P.706)但不能毫无原则地全盘吸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对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松紧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8](P.707)即对待外来文化,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教条主义盛行,在文化方面也实行专制主义,甚至对文学创作实行行政干预。建国初期,我国在经济、政治方面都在模仿苏联,但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一直主张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他曾说过:“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P.253)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一直贯彻着独立自主的基本方法。
首先,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旗帜,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期间,社会上仍充斥着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多元的文化思想并存,确立正确地指导思想有利于统一广大人民的思想观念,坚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信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0](P.698)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曾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1](P.116)其次,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建设原则。“双百”方针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别于苏联文化建设的教条主义。1951年4月和1953年8月,毛泽东就戏曲改革和历史问题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随后“双百”方针陆续应用到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1956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2](P.54)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艺术、学术的指导方针。最后,坚持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它,把握它,才能实现对文化建设的科学领导,才能使文化建设不偏离正确的轨道。苏联的文化建设正是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简单粗暴地干涉文化建设与发展,只能导致失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亦是。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自然不一样,毛泽东对此曾形象地说过:“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13](P.76)这一观念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探索与坚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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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较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同时,毛泽东的公正观中存在着重整体而轻个人、或过于理想化、或过于注重实用等局限。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中国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公正观;评价
基于特有的理念和中国的现实状况,毛泽东曾经对公正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其特有的公正观。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已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梳理毛泽东有关公正问题的思想,总结其中的得失,对于确立中国现代的公正观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一、 贡献:六个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比较具体的论述了现代意义上公正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主张人民应当具有基本的权利。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由此必然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
人民的基本权利包含广泛的内容,对此,毛泽东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首先,生存权是最为基础的。“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其次是劳动权。“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3]再次是其他一系列的权利。如,人民群众应当拥有“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应当拥有“休息权,……教育权、老病保养权”等等。4另外,毛泽东还特别看重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权利。他指出,劳动者应当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2、主张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独立、自主、平等的权利。
从鸦片战争直至1949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因此,毛泽东对于国家主权与独立问题是极为重视和敏感的,认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与压迫。……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建国后,随着国际交往活动的增多,毛泽东特别强调平等、互惠互利。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3、力主性别平等,妇女解放。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为悲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毛泽东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妇女解放应当同现实的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4、主张代际之间的公正。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到资历的限制,而资历往往又同年龄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龄老龄便是某种“等级”特权,因此年长者对于年轻者的发展往往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11]这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毛泽东十分重视代际之间的公正问题,对代际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青年是社会的新鲜血液,是世界的未来:“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因此,对于年轻人应当予以重视,鼓励其迅速成长。
5、注重大众教育。
毛泽东对高等教育不够重视,甚至轻视,这是其思想中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对于大众教育十分看重,他认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13]出于民众化的的立场,毛泽东对于带特权色彩的教育很敏感、很警惕。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的大众教育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广泛性。1960年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有一个基本的估计,认为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
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15]显然,这种状况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予以解决。另一个特征则是实用性。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能够同实际劳动结合起来,使教育一开始就具有实用的价值,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他指出,“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农村应当制定“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6、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
特有的时代条件,使得中国社会存在着有损于公正原则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7]其一,毛泽东担心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解决问题的药方显然是开错了。例如,他认为防止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途径在于“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其二,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从红军时代直至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建国以后,对于各种“共产风”的批评也是络绎不绝,其中,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由上可见,毛泽东对于公正问题的见解不仅比较全面,而且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同传统的公正观截然不同。
二、 局限:三个方面的表现
在理论渊源上,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五四精神、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以及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五四精神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具有现代意蕴,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因素则使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包含了一种向类似于“等贵贱、均贫富”公正观回归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现代化进程使得由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基本理念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得以进一步丰富,使之内化为社会机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例如,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主化,民主化的进程促使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正是在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渗入全社会的。民主化强调公民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决策,强调个体人“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争取一个公民所应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其二,市场经济使得竞争、理性选择、机会平等以及公正对待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准则。这些,毫无疑问地有助于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相关的具体公正规则在民众层面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从而有效地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显然,毛泽东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里形成的,而且,毛泽东又努力要让自己的观念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特定的具体状况也不可避免地
成为影响毛泽东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从而对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局限:
1、重整体而轻个人。
毛泽东也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他所理解的“兼顾”并非平均顾及。事实上,毛泽东是将重心放到了整体的一方,即重整体而轻个人:其一,在整体和个人关系的顺序上,始终强调整体第一。“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二,强调个人对整体的服从。“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其三,限制个人的需求。毛泽东注意到,如果个人的需求“过强”,势必会与整体利益产生抵触,所以,毛泽东把个人的需求严格限制在基本的、能够维持正常生存的层次。他认为,不能像苏联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因而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个体缺乏独立的地位,只是作为整体的依附物而存在。在这里,毛泽东的阶级观点有着重要的影响,过于重视阶级利益,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然也就会看轻。毛泽东思考问题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显然,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
2、理想成份与现实成份的混合。
在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当中,既有理想的甚至是激进的理想成份,也有非常现实的成份,这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只能说是一个两极分明的混合体。而且,从这一极到另外一极的跳跃性很强,跨越度很大,有时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必要过渡。这是毛泽东公正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施拉姆的见解不无道理:“当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时,……他在避免感情用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然而,一旦形势好转,如象1962年秋,毛就立即一反小心谨慎的理智态度,转而再一次使他的乌托邦幻想任意驰骋,并为实现这一空想制定了非常激进的政策。”
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理想成份就其基本的时代属性而言,显然是属于平均主义的范畴,尽管有时在其表现形式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原则有些相似。有时,毛泽东在民众平等权利方面很激进,走得似乎很远,最为典型的事例恐怕便是毛泽东对于“四大”的钟爱。他认为:“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
再如,毛泽东有时很喜欢“大民主”的作法。他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当毛泽东对于社会重大的现实任务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并试图实现某种空想的目标的时候,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大民主”的社会行为必然具有巨大的破坏意义。如在“大跃进”和““””运动中,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对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也有很现实的方面,尤其是当面临许多压力或困难时更是如此。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颇能说明其现实的一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关系,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
毛泽东对于农村政策的看法也说明了其现实的一面。50年代,有人提出农民的收入比工人低、农村政策“左”了,针对这种看法毛泽东指出:“工人收入一般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
3、公正的现代色彩日渐消退。
应当承认,在毛泽东那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根基并不深厚,其发育还不能够说是充分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理念与原则本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现实社会具有特有的导向作用,但是,毛泽东对于现代公正的理解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往往是为现实任务服务的,过于服从现实需要。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彭德怀有关民主教育谈话的批评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毛泽东认为诸如民主、自由、权利等等都应为抗战服务,彭德怀谈话的错误在于:“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
既然毛泽东认为公正原则应当为现实工作中心任务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认为中心工作应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公正的内容就应当从属于这项任务。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公正理念与原则的现代色彩也就难免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平均主义色彩在逐渐地加重。对于一些正确的公正原则,毛泽东开始产生疑虑,认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三、 评价:复杂的双重影响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种影响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思想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进程;关于国家平等的思想激励着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斗争;有关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获得成功,这不仅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大众教育思想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并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比较踏实的基础;有关代际平等的思想对于解除中国几千年来青年人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压抑,
对于鼓励年轻的人才脱颖而出,对于提升社会的活力,均有积极的影响;有关反对两极分化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发达而健康的社会、对于确立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发展宗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不仅为当时中国社会避免陷入彻底的平均主义划定了最后的底线,也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清除平均主义的痼疾提供了依据和有价值的借鉴等。对于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意义,就连一些外国学者也看到了。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R·特里尔认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主要表现在“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得了”。
当然,也不能无视毛泽东公正思想中的不足。这些不足的形成是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同时这些不足也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_运动的不断升级有了某种理论依据,两者相互促生,不断升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理论本身而论,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其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教训是,现代公正理论应当建立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免否认个体人的存在,否认个体人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而一旦否认了个体人的意义,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等等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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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高校教育中,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重点,对于学生社会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灌输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前提。纵观我国的近代历史,充满了屈辱和动荡,但是同时又面临着变革和民族创新。在复杂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开始形成,在中共为新中国的建立不断奋斗的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在不断完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关于毛泽东的大学生毛概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与邓小平对民主的异同分析
摘要:一些比较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学者认为:在民主的地位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民主只是手段,邓小平强调民主是目标;在民主的形式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大民主,邓小平主张小民主。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我们会发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民主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是根本一致的,邓小平民主思想是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直接继承、丰富和发展。关键是,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认真坚持和贯彻,毛泽东也支持了一些错误的作法。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勇敢地纠正了这些错误,保证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关 键 词:毛泽东;邓小平;民主;比较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01 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 )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在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毛泽东都把建设民主政权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早在1925年11月,毛泽东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的主张。1939年5月4日,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名讲演中明确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我们党如何跳出“其兴也@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注:黄炎培: 《延安归来》,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也被赋予全新的涵义。毛泽东把民主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出民主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发扬民主,有利于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发扬民主,有利于全党、全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等等。正是由于对民主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1957年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毛泽东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就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重申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联系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所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少数人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两党制。对此毛泽东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显然, 毛泽东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得出民主是一种手段的结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为其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推断出毛泽东只是或者主要是把民主当作手段,而忽略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毛泽东曾在1962年1 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96~297页。)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仅仅是把民主当作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 只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上对于当时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克服经济决策、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的成败。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观,坚定不移地把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41年4月, 邓小平就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发表过精辟的、全面的论述。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新中国诞生以后,邓小平一贯坚持毛泽东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阐述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77 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更是从““””的沉痛教训中深深认识到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多次重申要造成毛泽东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这一论述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新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为创造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1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人们因担心被追查,被扣帽子,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他把民主问题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强调民主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等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毛泽东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毛泽东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 )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毛泽东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338 页。)第二,毛泽东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 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
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毛泽东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 “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 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毛泽东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毛泽东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 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毛泽东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
邓小平在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不赞成搞大民主。他指出:“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由于民主的口号什么人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 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容易在实践中造成混乱,因此邓小平没有采用毛泽东“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的提法,而是明确表示“不赞成搞大民主”,“大民主不要希望搞”。
至于在“四大”问题上,在那种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邓小平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立场。邓小平在1957年9 月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三次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指出:“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注: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7年22期,第50页。)““””使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四大”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和有害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对““””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 )因此,邓小平果断提出取消宪法中“四大”条文的建议,为我们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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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就是在教学中使用两种语言作为工具进行教学的现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和意愿,在民族地区的学校开设双语教学,是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政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双语教学在民族团结政策中的体现与功能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平等团结是稳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少数民族教育在民族团结政策之中有其独特的体现,在此背景下,当代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有着它新的作用和功能,本论文旨从梳理苗族集聚区的双语教学在民族团结政策的体现及其效应,阐述其中的关系,论证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对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功能。
“教学,说到底是一种帮助或促进人的成长的努力。”[1],双语教学是一种教学手段,在特殊的环境里使用双语教学能够更好地促进人的成长和优化教育环境。双语教学的定义因地区国家的不同而异,双语教学即在学习母语的同时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而在本文中的双语教学对象主要是汉语和苗语在教学中的运用。“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两个核心的研究理念:其一、强调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想了解人、研究人,必须从整个人着眼;其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和愿望,要想了解人、研究人,必须了解人的需求、欲望、感情、价值观等内在的心里状态,”[2]。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教育所面临着不一样的环境背景,他们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有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是不一样的人的思考系统体系。故而在三角田村苗族村寨中开展双语教学也是根据当地的特殊情况实际需要而开展的。
贵州省雷山县望丰乡三角田村是苗族聚居区,全村98%的人口皆为苗族,全村总人口为800余人。学校建筑面积520平方米,校门口是雷舟公路,是一所完整的一至六年级教学班的村级完小,三角田小学环境优美,校园绿化良好,周围皆为山林。生源主要来自于三角田村和景山村,而这两个村皆是苗族村寨组成,98%以上的学生都是苗族,这里的苗族孩子自幼说苗语,但不会苗文,刚入学的学生往往不会汉语而会苗文,或者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汉语,在学科教学时,学生往往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程,这就给老师提出了难题,有些课堂内容,老师需要用苗语讲述后课文知识,慢慢学习汉语,学生往往在学前班和小学一二年级阶段学习比较困难。到五年级时,三角田小学正式开设双语教育,即正式开苗语课,学习苗文,并且拥有苗文教材《小学苗语文中部方言(xaox xof lelx hmub hveb fangb diongb)》。
“尽管在全国大力推进‘两基’的攻坚战斗中,西部的政府和民众倾尽全力发展义务教育,但由于基础太差、起点太低,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与东部和中部拉开差距。”[3]。望丰乡三角田小学最近几年引进了较高学历的大学毕业本科生作为学校老师,提高了学校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望丰乡三角田村小是望丰乡四所村小之一,现目前教职工为11人,党员六人,本科学历3人,大专学历2人,中专学历3人。在校小学生为139人,其中能够用苗语苗上双语教学的3人,新引进的高学历的老师都不会用苗语授课。学校基础上设施主要有一栋教学楼,一个教师办公室,一栋宿舍楼,一间学校厨房,学生可在学校里吃中午饭,吃免费营养餐,下午放学回家;一间公共厕所,6台办公电脑,一块活动场地,一个水泥乒乓球台。学校基础设施相对简单,学生场地活动相对简陋,随着学生的不断增多,学校活动场地稍显拥挤。
学生在学前班和小学一、二年级这段时期,学校老师给学生讲课主要运用的双语教学模式是保持型双语教学,即学生刚进入学校时使用本族语,逐渐地使用第二语言进行部分学科的教学,老师一边用汉语一边用苗语给学教授生知识,运用汉语汉字和苗语同时开展教育,但是不教授苗族文字,必要时使用苗语给学生做解释,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习的知识;等学生读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学校才开始教授苗文教材《小学苗语文中部方言(xaox xof lelx hmub hveb fangb diongb)》。用苗文和汉文对照以及图片相映的方式进行授课,并布置相关作业,以教材为核心主导,教授学生学生学习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字。
(一)民族区域自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少数民地区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在50年代初,《共同纲领》刚刚完成,邓小平在《关于西部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就说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要兑现,而且要及时兑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兑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是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教育的报告中道:“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5]。体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权,民族自治地区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贫困地区给予特殊的照顾和特殊的帮扶,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这些地区着重帮扶的举措。
(二)体现民族平等团结
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6]。我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要实现民族的平等,要平等地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双语教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7]。因此双语教学是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在政治上获得平等权利的少数民族采取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民族语言政策,苗族于1956年完成了中部方言的苗文创制。“教学过程使在教师与学生的不断交往中进行的,这种交往对学生的认识活动的性质和进程发生巨大的影响”[8]。双语教学使师生长期生活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之中,彼此相互影响,不懂苗文苗语的老师通过和学生交流也融入到了彼此的文化环境之中,学生通过向老师学习也使得其认识得到升华,人们在双语教学的影响下实现了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体现了民族团结的精神核心。
(三)尊重少数民族
“在教育领域,其突出的问题就是个体家庭和当地政府对教育的经济支撑力脆弱……和全国有其是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仅凭民族地区自己的实力已经很难跨越这一鸿沟。”[9]。三角田村小学顺利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教育系统的提倡之下开展的,在大量的资金、科研投入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的双语教学模式。在这样一个留守儿童较多的山里面的村里实行双语教学模式,无疑是对少数民族的巨大帮扶,体现出尊重少数民族教育,重视民族教育,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是满足少数民族意愿表达和尊重少数民族的举措;在实践教育过程中,苗族及其苗族文化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民族认同感得以加强,民族教育也取得相应的进步,群众的整体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民族和谐发展。
(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师资培养、双语教学和民族团结教育等各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0]。三角田小学的双语教学之所以得到开展,是得益于我国实行的各民族共同发繁荣发展政策的推动,也是民族团结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内在动力所作用的结果。“教育经济效益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实现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不同。其实现过程既涉及教育内部经济效益的提高,有最终体现在企业生产过程之中,同时还需要社会环境的改善。”[11]。虽然三角田小学实行双语教学在当地现当下的经济效益尚不是太明显,但“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12],三角田村近些年开始涌现出了大量大学生,三角田村小的双语教学功不可没,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并得到到当地群众的赞誉,同时也使得人们一起学习进步,关注自家家乡的发展与繁荣。这也是双语教学体现在民族团结下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结果。
(一)促进文化繁荣
“在很大程度上,环境只是一种潜能,它只能通过适当的行动才能够使这种潜能成为现实,环境并不具有必然会影响个人的固定属性……行为可能创造出环境条件,并且调节着对环境的影响。”[13]。苗族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医药、文学、艺术、建筑等各个方面。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和宣传都以口耳相传为主,民族文化丰富但却很难用最直接的文字来作为宣传,文化在宣传和传承中难免出现失真和流失的情况,而进行了苗文汉文双语教学以后,特别是像有了苗文教材《小学苗语文中部方言(xaox xof lelx hmub hveb fangb diongb)》之后,书用用了大量的汉文和汉文记录的关于现代科技和大量苗族特有的服饰、节日、苗药、建筑等等文字记载以后,学会语言和文字的人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化的觉醒和自觉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得以更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更好地传承和宣传自己优秀的苗族文化。
(二)促进社会和谐
“教学不仅仅是一个认识活动系统,还是一个社会活动系统……他们作为教学过程的社会情景,给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以各种影响。”[14]。双语教学是教学和人的结合,教学活动融入到了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之中,小孩、大人、老人教师等不同的人们都在双语教学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扩充了人们知识面的情况下,对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角田小学的双语教学顺利开展以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他们一边说苗语苗文,一边学汉语汉文,使以往只会说苗语而不会说汉语的现象迅速减少,只有个别上了年纪的老人不会用汉语交流。而教师通过苗语向学生们及群众们传递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了苗族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人们对异文化表现出了喜欢和更包容的民族心里。使群众体验到了各民族间的平等气氛,提高了苗族群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安定。
(三)促进民族团结
推行民族语与汉语并重的双语教学,是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一种手段,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三角田小学的双语教学使苗族学生更好地学习汉语和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苗族学生了解了自己本民族刺绣、飞歌、芦笙、节日等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苗族学生从小就树立起传承和保护自身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意识基础;同时也使汉族学生了解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丰富了汉族学生精神世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学生和老师社会群体间的了解。使双方更加懂得了尊重彼此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彼此融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文化氛围之中,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
(四)促进经济发展
三角田主要经济形式是普通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这里普遍种水稻、玉米、油菜等,长期以来,对外引进技术和实行新兴产业在这里都比较少见。但近年来,这样的情况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三角田小学的双语教学使学生能够更快速地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包括苗文化和汉文化,由于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没有文化、看不懂汉文科普读物,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又较为缓慢,但学生学习文化和传播之后,许多人慢慢通过交流学习互助,也学会和掌握了诸如杂交水稻的栽种技术、牲畜家禽的饲养技术等实用技术后,普遍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事实证明,自双语教学开展以来,通过双语教学的教育,学生学习成绩进步,考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大,参加工作后给予家乡回报和带动家乡的发展,形成了一条教育成才发展的健康的发展模式。
(五)促进教育发展
三角田小学开展的双语教学具有明显的教育功能。“民族语文进入学校开‘双语文’教学,大大促进了学校学生‘三率’的提高,在以母语苗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苗族地区,儿童在入学前大都不通汉语,甚至很少听到别人说汉语,一入学就要学习汉语汉文,由于没有语言基础,很难消化吸收,学生往往对学习不感兴趣,成绩提高很慢,从而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的提高。开展‘汉语文’教学后,通过对比教学,学生利用苗族文字给汉字注音释意,帮助理解,从而大大提高学习水平和激发了学习兴趣,学生就能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15]。三角田属于偏远农村山区,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教育发展一直相对缓慢,而在引进了双语教学模式之后,学生学习情况明显有所改观,学生对学习更有兴趣,成绩整体得到提高,升学率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发展,培养出了更多的人才,提升了当地群众的整体素质。
实践证明,双语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入学率与学生学习,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普及度,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社会能否按可持续方向发展,就取决于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人),因为人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人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必须要靠人的力量来完成。”[16]。双语教学成功帮助少数民族学生顺利入学,尽快走出语言的束缚,更好地尽快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成为家乡有用的人才,给家乡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双语教学能够促进了民族教育的进步与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双语教学是教育系统中重要的一种教学方式,同时体现了教育在民族团结政策中的实际运用,服务于全国各族人民,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稳定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我国教育体系里一道独特的靓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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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 平衡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要把我们的 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各民族“需要共同努力”,“把我国各民 族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现状,逐步加以改变”,“逐步消除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分析元朝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分析元朝不平等民族政策的目的在于发现这一曾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迅速亡国的原因。本文介绍了元朝不平等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得到其“勃兴而忽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基础的薄弱和解决民族矛盾与尽快融入先进文明能力的匮乏。
关键词:元朝;不平等;民族政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王朝,其疆域东至太平洋,西到地中海,横跨欧亚大陆,是当时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元朝统治者仅用了七十三年就完成了对中原大地和亚欧大陆的征服,但其盛极而衰的时间也不过七十三年,究其原因,乃是元朝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国家的迅速灭亡。
(一)民族歧视
将全国人口分为三六九等分而治之是元朝推行统治的根本国策之一,具体说来,蒙古人为一等人口,是最尊贵的民族。二等人口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人,当时称“色目”,又称“回回”。由于在较早时期被蒙古军队攻打而亡国,服从蒙古统治的时间较长,取得了蒙古统治者一定的信任。三等人口为“汉人”,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汉人,而是淮河北方原属“金”境内的契丹、女真、畏兀尔、康里、阿速、唐兀等三十一类民族,以及早期被蒙古统治的川、滇地区的汉人。四等人口为长江以南原属南宋地区的汉人,是最受歧视并遭到最残酷压迫与剥削的人群。
元朝在法律制度上有着明显的民族歧视,比如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时,汉人不得还手。而对于“杀人者死”的规定因人口等级不同而有着明显的差异。若是蒙古人杀死汉人,仅仅支付“填埋银子”及象征性地受“杖刑五十”即可。而汉人杀死蒙古人则不仅被处死刑,还会全家被充军且抄没家产。
元朝实行编“甲”制度,一“甲”包括二十家人,“甲”主是蒙古人。这其实是变相的奴隶和奴隶主。甲主对其所辖的“甲”内人口拥有绝对所有权,既包括这些人口的财物,也包括其人身自由。尤其是其中的汉人,在日常生产生活诸多方面遭到限制,包括集会、狩猎、习武、拜神、甚至夜间行走在内的很多方面都没有自由。
在选人用人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于汉人和南人的歧视与压迫同样严重。元朝建立的早、中期都没有延续前朝固有的科学制度,堵塞了汉人、南人晋升的唯一通道。即便元朝后期恢复科学,也规定蒙古与色目只需要经过两次考试,而汉人、南人却被要求考三次。考试结束录取人才给四种人的名额相同,但由于四种人口数量的巨大差异(蒙古人、色目人各一百万。汉人一千万。南人六千万),这种相同名额的录取数量折算为录取比例就差异悬殊。朝廷任命正职的官员只能是蒙古人,汉人或南人仅能担任副职。至于元朝特有的官职“达鲁花赤”则规定首先选择蒙古人,若确无蒙古人可任职,则色目人次之,除非极偏远艰苦之地,蒙古人都不愿意去处,才由汉人担任。
至元朝后期,由于害怕平民暴动反抗朝廷统治,元政府规定汉人、南人家庭中凡有铁器部件的尺、柱、杖及庙宇中供奉神明雕像用的刀、枪、斧、铖、锣鼓、弓箭等等均要被没收,甚至连农户犁地用的金属制禾叉也不放过。
(二)税收歧视
元朝对不同民族和地区实行不同的赋税政策,处于蒙古草原地区的元朝发源地的赋税只是象征性的交纳少量牛羊,且免徭役。而在中原尤其江南地区则征收丁税、地税、夏税、秋税、酒税、盐税等等苛捐杂税,致使民不聊生。沉重的赋税让平民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大量无力偿付的汉人、南人因此沦为“驱口”。“驱口”也是元朝实行奴隶制度的基本组成内容之一,原意只是战争的俘虏,后来扩展为被元贵族统治者虏掠的平民。“驱口”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与牛马等同,不仅没有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而且可被奴隶主任意买卖甚至充当奴隶主的替罪羊。同时,“驱口”还须向奴隶主和政府缴纳双重赋税,并被法律规定“与钱物同”的价值,故元朝人口买卖风气甚浓,甚至形成了规模化的人口买卖市场和专职的人贩子。
(三)严重的土地兼并
元朝的土地兼并情况非常严重,一方面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没有象以往朝代经历过农民起义而消灭掉大量的地主阶级。相反,被保留下来的大地主继续保留着原来的土地并不断得以扩张。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经常将土地以赏赐的形式分给贵族、官僚,使原本已经稀少的自由土地更加匮乏。失地后的自由农民大量沦为被兼并土地上的佃农,不得不向地主和政府缴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民间流传的小令《正宫?醉太平》中就有过详细生动的描写“……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用来形容汉人与南人遭受的疯狂盘剥与压迫。
(一)原因
元朝实行不平等民族政策的根源在于其统治地建立在“以落后统治先进、以少数统治多数、以无知统治有知”的薄弱基础之上。元朝入主中原时,自身还处于落后的奴隶制度,其生产生活方式仍然处于相对原始的游牧部落形式,面对先进的封建文明、农耕文明,蒙古统治者缺乏足够的知识与意识,故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忽必烈曾明确表示过元朝的统治是“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即元朝统治者始终无法将自己作为这一中央帝国的实质上的主人,而始终将自身的统治置于临时性的客体地位,故蒙古贵族或官僚总是尽一切可能巧取豪夺,避免有朝一日失去统计法地位被赶出中原腹地时不至于空手而回。
实行不平等民族政策,将全国人口按照民族分为四等是蒙古统治者“分而治之”的尝试,但却是失败的尝试。原因在于其没有很好地促进民族融合,相反,实行的人口分类政策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更为严重的民族分裂,最终使阶级对立到达无法弥合的边界,以一个朝代的覆灭而终结。
(二)教训
没有意识到民族融合的重要性、不虚心学习比自身先进文明的长处导致了元朝的短命统治,缺乏意识和知识是元朝“勃兴而忽亡”的根本,也是极其沉重的教训。相比之下,同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在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时积极推行“满汉一家”的统治政策则可视作对这一教训的认真反思,而这正是满清能够延续统治长达260年的原因。
元朝实行不平等民族政策的原因在于其缺乏统治自信,导致的后果则是一个朝代的灭亡。蒙古统治者没有解决民族矛盾和尽快融入先进文明的能力,这是其以暴力夺取了广阔土地后迅速覆灭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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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民族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等。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
三、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摘要】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关键词】毛泽东 创新 民族精神
【正文】
一、关于“创新”
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在微观层面,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在宏观方面,创新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入阐发与时代表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就是说在影响民族进步的各种因素中,创新是决定性的因素,起着核心的作用,创新是使一个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在党的中,“创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共出现55次:
①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8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建设改革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 理论创新 创新发展理念 理论创新 勇于创新
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9次出现“创新”: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改革创新精神 理论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
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3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人才 创新
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次出现“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管理创新驱动 金融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 创新 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 知识创新体系 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科技创新 创新资源 创新发展 创新开放模式
⑤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次出现“创新”: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次出现“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⑦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5次出现“创新”:创新社会管理 学生创新精神 创新社会管理 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次出现“创新”: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先导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
在党的十七大中,“创新”一词共出现56次:
从词性分析:既有名词的用语,如创新型国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文化创新、科研方法创新、自主创新、创新活动、传播手段创新等;也有动词上的使用,如勇于创新、创新发展观念、创新对外投资体制、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同时,也有从形容词角度的作用,如创新的智慧、创新的环境等。
从战略层面分析:既有从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等宏观战略层面,也有从组织制度创新、创新体制等中观层面,也有从自主创新能力、科研方法创新等战术层面。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最高战略目标。 从“创新”用语的广度与深度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用语,如传播手段创新、科研方法创新、创新文化生活方式等,都体现了时代精神。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部署之一。
二、毛泽东思想
由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创新精神的高度重视,而早在多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民族创新精神
民族创新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成、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民族生存哲学,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生存和延续的灵魂,亦称民族意识;而民族创新精神则专指民族精神中积极追求真理,不惧邪恶,求真、求善、求美、求新的精神气质。民族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中的最优秀品质,是表征民族文化活性的关键特征。
四、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1.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因此,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2.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2],“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
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4]。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5]。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6]。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可以说,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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